1997年，我把一张二等舱船票让给了一个临盆在即的孕妇，她临走塞给我一张名片，说她丈夫在港务局做事。三年后，当我在一场商业谈判里孤立无援，那张名片救了我的命。然而就在局面即将翻转的那一刻，坐在对面的那位香港财团代表，把一份档案缓缓推到我面前，开口说了一句让我手脚发凉的话。
"这份报告，是你写的吗？"
……
第一章
1997年3月，南方的雨季比往年来得早。
我背着一个旧皮箱站在广州港候船大厅，手里攥着一张去香港的二等舱船票。那张票花了我整整一个月的工资，还是托人走了关系才买到的。
我怕晕船，特意选的靠船体中部的铺位。
候船大厅里人挤人。广播一遍遍提醒旅客检查证件。
我往检票口方向挤，走到中间隔离栏的弯道时，听到旁边有压低的喘息声。
一个女人靠着隔离栏站着，腹部高高隆起，行李箱就搁在脚边，她一只手抓着栏杆，脸色发白，嘴唇轻轻颤动。
我停住了。
看了看四周。旁边的人都只顾低头往前走，没有人注意她。
我没有多想，走过去把她扶住。
"没事的，我扶着你。"
"谢谢。"她声音很轻，"我就是……站得有点久了。"
我看了一眼她手里捏着的票，是三等舱的。
三等舱在船底，通风差，人多，床铺窄，走廊里总有人抽烟。就算是身体好的人，一路下来也难受，更别说一个临产在即的孕妇。
我想了三秒钟。
把自己手里的二等舱票换了过去。
"拿着，去二等舱躺着。那边人少，空气好。"
她愣住了，没有伸手。
"我不能要，这票你是……"
"我年轻，扛得住。"我把票直接按进她手里，"你赶紧去，别误了检票。"
她拿着票，看了我好几秒，才点了点头。
我拎着自己的皮箱，往三等舱的方向走。
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我缩在三等舱下铺的角落里。床铺窄得翻个身都要小心，走廊里有人吐了也没人管，空气混浊得像一团湿棉花堵在鼻腔里。
我没睡着，就躺着盯着上铺的木板。
到港的时候，我扛着皮箱往外走，人群涌动，差点被挤散。
"等一下。"
身后有人叫住我。
是那个女人。她气色比上船时好了一些，旁边多了一个男人，看样子是提前来接她的丈夫。
她从随身的小包里摸出一张名片，递到我面前。
"我叫周美珍。"她说，"我丈夫叫吴国梁，在葵涌港务局做。你刚来，人生地不熟，要是碰到解决不了的事，就去找他。"
她指了指那个男人。
吴国梁四十来岁，身材壮实，皮肤黝黑，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没有多说话。
我接过名片，捏在手里，道了谢。
那时候我想，这张名片大概这辈子都用不上。
我把它夹进证件夹最里层，忘了个干净。
第二章
香港的头三个月，我住在深水埗一栋旧楼的隔板房里。
房间只有四平米，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柜子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隔壁隔着一层三合板，对面住的是什么人，我到搬走都没见过一面。
我每天早上七点出门，在各个写字楼的招聘栏前转，或者去劳工处看招工告示。
我手里的资历是：内地某财经学院毕业，主修贸易文件与商务英语，在广州一家进出口公司做了两年单证员。
香港的公司大多数不认这套。
"内地学历？"招聘的人事低头翻了翻我递过去的证件，"我们这边要求本地或者英联邦院校毕业。"
"我在进出口公司有两年操作经验，单证、信用证、海关报关……"
"这边的流程跟内地不一样。"她把文件推回来，"你可以先去考个本地的专业认证，再来找我们。"
她的语气不是刻薄，是比刻薄更难受的一种，漠然的，就像在讲一件和她毫无关系的事。
我在旺角的茶餐厅找到了一份工作，专门给各个写字楼送外卖。
每天踩着一辆旧单车，在狭窄的街道里穿行。
六月下旬，香港进入回归前的那段时间，整座城市都处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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