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从北大荒回到城里。
兜里七块三毛钱，一条破棉裤，一双露脚趾的解放鞋。
我妈看见我，哭得直抖。
“建国，你咋瘦成这样了……”
我没说话。
瘦？那是饿的。北大荒零下四十度的冬天，一天两个窝头，还得扛两百斤的木头走十里山路。
不瘦才怪。
我爸坐在堂屋里，闷头抽旱烟，半天憋出一句：“回来就好。”
回来是好，可回来也得吃饭。
我在街道办登了记，分配工作遥遥无期。我妈在纺织厂，一个月工资十八块五，养活一家四口，连咸菜都得省着吃。
我弟建军，比我小三岁，在机械厂当学徒，一个月补贴八块钱。
他看我回来，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
“哥，家里地方小，你先跟我挤挤。”
我说行。
那张一米二的木板床，两个大男人躺上去，翻个身都难。
建军半夜嘟囔了一句：“哥，你那呼噜打得跟拖拉机似的。”
我没接话。
在北大荒，我睡过雪地，睡过牛棚，睡过零下三十度的帐篷。
一米二的床，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堂。
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实在坐不住了。
每天看我妈数着粮票算计柴米油盐，心里跟刀割似的。
我找了个破铁桶，又弄了几十斤红薯，在南市口的街角支了个摊。
烤红薯。
一毛钱一个，两毛钱一个大的。
第一天卖了八毛钱。
我妈接过钱的时候，手都在抖。
“建国……”
“妈，没事，我能养活自己。”
我妈背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日子就这么过。
春天卖烤红薯，夏天改卖冰棍，秋天再卖红薯，冬天就靠一个破铁桶取暖，蹲在街角等生意。
南市口那条街，来来往往都是人。
骑自行车的工人，背书包的学生，拎菜篮子的大妈。
谁也不会多看我一眼。
一个烤红薯的，有什么好看的？
我邻居王婶，那嘴跟刀子似的。
“哎哟，李家老大回来了？在北大荒待了五年，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混上？”
我笑笑，没说话。
“我家小虎，上个月进了钢铁厂，正式工！一个月三十二块！”
她故意提高了嗓门，生怕全院听不见。
我还是笑笑。
我妈在屋里听见了，出来想说什么，被我拦住了。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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