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跟我说，人这一辈子最不能欠的债是人情债。欠了钱可以还，欠了人情就是欠了命。他还说，人情是根绳子，一头拴在别人手里，一头勒在自己脖子上，人家不拽的时候你觉得松松垮垮的没事，等人家真拽了，你能当场断气。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19年夏天，他躺在省人民医院ICU外面走廊的加床上，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脸肿得我差点认不出来。肝衰竭，医生说要想活命就得移植，移植要排队，排队要等，等要命。我妈坐在走廊的地上，头发一夜间白了一半，手里攥着一张欠费单，上面印着一个数字——二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二块三毛。她把那张纸揉皱了又展平，展平了又揉皱，反反复复，像在揉一张永远也揉不碎的脸。
那笔钱我爸妈拿不出来。我那时候读大三，奖学金加兼职能拿出来的全部存款是六千七百块，连零头都不够。我爸在建筑工地上干了二十年，从脚手架摔下来之前，他一天能挣两百四十块。我妈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一千八。二十多万这个数字对他们来说不是钱，是一道怎么翻都翻不过去的墙。
我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方叔。方叔叫方建国，是我爸的生死之交。两个人十七八岁一起从村里出来打工，一起睡过桥洞，一起吃过一个馒头分两半的日子。后来我爸留在工地上干苦力，方建国脑子活，跟了个温州老板学做建材生意，二十年下来开了自己的建材行，在市里有房有车，算是我们那个圈子里混得最好的人。每年过年他都会来我家坐一坐，拎两瓶好酒，拍着我爸的肩膀跟他说：“老沈，要不是当年你把最后半个馒头塞给我，我方建国今天还不知道埋在哪条沟里呢。”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嘴是咧的，手是抖的，任谁看了都觉得那是真的。
电话打过去，响了六声没人接。再打，响四声，挂了。我爸以为是方建国在开会，给他发了条微信，写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开头是“老方，我在医院快扛不住了”，结尾是“你要是不方便的话借我一点也行，我好了以后慢慢还你。”
消息发出去。红色的感叹号。
我爸被拉黑了。
我们后来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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