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半------------------------------------------，闹钟响第一声我就醒了。。是干了这行六年，生物钟比闹钟还准。我睁着眼在黑暗里躺了一分钟，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形状像一只鸟。看了六年，看习惯了。。出租屋不大，三十平，月租八百，在春城这个三线城市算便宜的。房东不知道我在哪上班，我对他说的是“民政局下属单位”。严格来说不算撒谎——殡仪馆确实归民政局管。。二十八岁，眼底下有青色的影子，颧骨比去年又高了一点。我妈每次视频都说：你怎么又瘦了。我说工作忙。她说换份工作吧。我说好。挂了电话继续上班。这个对话我们重复了六年。。天还没亮透，春城十月的早晨有雾，我骑着电瓶车往城郊走。殡仪馆在老国道的尽头，周围三公里没有居民区。当初选址的人大概觉得，死亡这种东西，应该离活人远一点。路上经过一个早餐摊，老板娘认识我。“今天挺早啊。”她把两个包子装进塑料袋。“嗯。还在那边上班？嗯。”。把袋子递过来的时候，手指捏着袋子最边缘，像是不想碰到我的手。我扫码付钱，骑车走人。包子是鲜肉馅的，皮薄，咬开有汤汁。我一边骑车一边吃，风把塑料袋吹得哗哗响。。门卫老周冲我点点头。老周在这儿干了二十年，从不跟人寒暄，这是他表达善意的方式。你要是哪天进门他没点头，说明他心情不好。今天他点头了，还多说了一句：“今天降温，多穿点。”。，常年有一股味道。消毒水和防腐剂混在一起，说不上难闻，但绝对称不上好闻。新人刚来的时候都觉得这味道“阴森”，待久了就习惯了——不是不觉得了，是鼻子学会了把它归类为“日常”。就像在医院工作的人闻惯了酒精，在海鲜市场工作的人闻惯了鱼腥。我闻惯了死亡的气味。，把头发全部拢进帽子里。头发是去年剪的，齐肩，刚好能塞进帽子。以前我留长发，后来发现长发不方便——弯腰工作的时候会垂下来碰到遗体。我妈说女孩子就该留长发，我没跟她解释。。手套的触感很紧，手指弯曲的时候能感觉到橡胶绷在皮肤上，像第二层皮肤。洗手台上摆着一瓶消毒液，我按了两泵，搓了二十秒。习惯成自然。
化妆间的门被推开时，冷气扑面而来。
这里的温度比外面低三四度。中央空调二十四小时运转，不是给人准备的。化妆间大概四十平，并排摆着四张化妆台。不锈钢台面，无影灯，靠墙的柜子里放着各种工具和化妆品。没有窗户。殡仪馆的化妆间都没有窗户，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没问过。有些事情在这行干久了就不想问了。
今天有三具遗体。
第一具是82岁的老太太，寿终正寝。我到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化妆台上，身上盖着白布。老高已经在旁边准备工具了。他看见我，说：“来了。
”我说：“嗯。”
老高叫高建民，在这儿干了三十年，是春城殡仪馆资历最老的入殓师。他今年五十七，头发白了大半，双手粗糙，骨节突出，但拿起粉底刷的时候比任何人都稳。他教我的第一句话是：别怕，她比你还紧张。
那时候我大三实习，第一次面对真的遗体。遗体从冰柜里拉出来，白布掀开，一张灰白色的脸。我手抖得拿不稳粉扑，粉扑掉在地上，捡起来，又掉。老高站在我身后，没催我，也没帮我，就那么等着。等了大概十分钟，我终于把手伸出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旁边站了整整一个上午，什么都没做，就为了等我克服那道坎。
老太太的面容很安详。正常死亡的人大多是这样——肌肉松弛，表情平静，像是在睡梦里翻了个身，没翻回来。我打开工具箱。粉底、腮红、唇彩、剃须刀、遮瑕膏、缝合针线、酒精棉、镊子、各种型号的刷子。这些东西陪了我六年，每一件的位置我都记得。
我先给老太太清洁面部。温热的毛巾敷上去，轻轻擦拭。她的皮肤很薄，像揉皱的宣纸，温度很低。入殓师的标准流程不复杂：清洁、按摩放松肌肉、穿衣、化妆。我按部就班地做，脑子里几乎是空的。
不是麻木。是一种很奇怪的专注——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具身体上，但同时你的心是安静的。后来小林问我：师姐，你化妆的时候在想什么？我想了想说：什么都没想。她说不可能。我说真的，那个状态，有点像发呆，又有点像冥想。只不过你手里有一支粉底刷和一具遗体。
老太太的化妆用了十五分钟。正常情况下的遗体处理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我给她打了薄薄一层粉底，没有用腮红——这个年纪的老人，脸上的血色本来就不多，太红反而显假。嘴唇上了一点豆沙色的唇彩，是她女儿带来的，说妈妈生前最喜欢这个色号。豆沙色，很温柔的颜色。
收工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嘴角微微上翘。
不是我的技术。是她的肌肉自然形成的弧度。但那个弧度，配上刚化好的妆，确实像在笑。
我把白布拉上去之前，低头看了一眼。老太太穿着藏青色的寿衣，双手交叠放在腹部，面容安静。像睡着了。像在做一场很好的梦。
追悼会是下午。我站在化妆间门口远远看了一眼。老太太的女儿趴在棺木上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后面声音都哑了。后来她被人扶出来，眼睛肿得只剩下两条缝。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然后她说：“谢谢你。妈妈最后的样子，就像在笑。”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她忽然伸出手，想握我的手。她的手停在半空，像是犹豫了一下。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她看到了我的手。一双刚摆弄过遗体的手。
我把手套摘了。
她握住我的手，很用力，指节发白。“你是好人，”她说。声音是哑的。
我说不客气。
回到化妆间，我开始收拾工具。粉底刷要清洗，唇彩要盖好，手套要换新的。一切照旧。但那天下午我收拾得比平时慢了一点。老高路过门口，看了我一眼，说：“不错。”
我问什么不错。
他没回答，走了。
老高从来不解释。
那是我今天第一次觉得，这份工作好像还不错。
第一次。
不是每天都觉得的。
第二具遗体是男性，六十七岁，肝癌去世。他的皮肤蜡黄，眼窝深陷，脸颊凹下去两个坑。疾病把他吃空了。
我给他清洁面部，上粉底。肝癌患者的皮肤颜色很难调，我调了三次才调出接近正常的肤色。然后给他剃须。他的胡茬很硬，剃须刀推过去的时候发出沙沙的声音。人死了，胡须还会长。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我剃得很小心。他脸颊凹陷的地方，皮肤松弛，容易刮破。虽然破了也不会流血，但家属会看到。他们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会记一辈子。
这是老高教我的：你给他们的，是最后一个画面。
剃完须，上腮红，最后是唇彩。整个过程四十分钟。他的儿子在外面等着，四十多岁的男人，眼睛红红的，一句话不说。我把遗体推出去的时候，他走上前，低头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对我说：“我爸走的时候太瘦了。现在看起来胖了一点。”
我说：“腮红的作用。”
他点了点头。
他没说谢谢。但他在留言簿上写了。后来我翻到那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谢谢化妆师，父亲看起来气色好多了。字迹潦草，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
我把这行字抄进了我的笔记本。
那个笔记本是我在小卖部买的，牛皮纸封面，三块五一本。买的时候老板娘看了我一眼——她认识我，知道我在殡仪馆上班。她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多了一点点距离。但她的东西确实比超市便宜。
这本本子现在还放在我床头柜上，扉页上写着四个字：客户好评。
第三具遗体是下午送来的。二十三岁，女性，溺亡。
溺亡超过四十八小时。遗体已经膨胀，皮肤呈现一种不正常的灰白色，有些地方开始脱落。小林帮我一起把她从冰柜里抬出来的时候，她的左手臂有一块皮肤粘在了担架上。
小林看了一眼，没说话。小林叫林欢，二十四岁，比我晚两年进馆，是我师妹。她平时咋咋呼呼的，是整个殡仪馆唯一会大声笑的人。但她工作的时候不笑。一个字都不说。
我告诉你一个你可能不想听的事实：溺亡的遗体是最难处理的之一。皮肤变得极其脆弱，有时候你用刷子轻轻一扫，整块皮肤就脱落了。不能用刷子。
我用手。
戴两层橡胶手套，沾上粉底液，用指腹一点一点往她脸上推。推得很慢。每一次触碰到皮肤，我都能感觉到那种不正常的韧性——不是硬，也不是软，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令人不安的触感。像在触摸一块泡了太久水的海绵。
她只有二十三岁。比我小五岁。
我调了三次粉底才盖住她脸上的灰白色。她的嘴唇是青紫色的，我用了两遍遮瑕，然后上唇彩。她母亲送来了一支口红，YSL的，色号是“枫叶红”。母亲说这是女儿生前最喜欢的一支，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攒了很久的钱买的，一直舍不得用，只有重要场合才涂。
“她要是知道自己最后一回涂的是这支，”母亲说，“应该会高兴吧。”
她说话的时候没有哭。眼泪早就流干了。
我打开那支口红的时候，手是稳的。涂上去的时候，手也是稳的。但盖上盖子的时候，我的手抖了一下。
不是怕。是那种——你明明知道她死了，但她的嘴唇涂上这个颜色之后，突然变得好像还会说话。枫叶红，很亮，很年轻。二十三岁该有的颜色。
她的皮肤问题比脸更严重。手臂上的皮肤大面积脱落，我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做修复。不是真的修复，是遮盖。让家属看不到那些伤痕。让她们记住她最后的样子，是完整的、体面的。
我花了将近四个小时。
中间小林进来过两趟。第一趟给我送水，放在门口就走了。第二趟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师姐，你手真稳。”
我说：“练出来的。”
她说：“不是练的。是天生的。”
小林从来不在我工作的时候打扰我，这是她的天赋——她看起来没心没肺，其实比谁都敏感。她自己的故事我后来才知道，现在不说。
女孩的母亲在追悼厅等了四个小时。
我推着遗体出来的时候，追悼厅里只有她一个人。女孩的父亲三年前走了，没有别的亲属。母亲一个人坐在长椅上，佝偻着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她站起来，慢慢走到棺木前。低头看女儿。看了很久。
追悼厅的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女孩脸上。枫叶红的嘴唇，我给她打的腮红，还有我花了一个小时修复的手臂——现在安安静静地交叠在腹部，盖在白布下面。她看起来像睡着了。
母亲没有扑上去，没有哭喊。她只是看着。然后她抬起头，看的是我。
她说：“谢谢你让她走得这么漂亮。”
她的手抬起来，像是想握我的手。然后她注意到我还没来得及脱手套。她犹豫了一下。我赶紧把手套摘了。
她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凉，很用力。
她说：“你是好人。”
我从业六年，被人叫过“晦气”，叫过“那个”，被中介暗示过“别说你是干什么的”，被发小暗示过“人不用来了”，被相亲对象问过“以后生孩子会不会对孩子不好”。
从来没人说过我是好人。
我说不客气。声音有点哑。不是因为感动，是戴口罩戴太久了，嗓子干的。
我这么告诉自己。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拿出那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翻到扉页，又翻回来。想了很久。
最后我写：客户好评，第一条。
“感谢您让我女儿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您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一位母亲
写完之后我合上本子。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块水渍还是像一只鸟。我看了很久。
我想起那个女孩的嘴唇，涂上枫叶红之后的样子。我想起那个母亲握住我的手，说你是好人。我想起老高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是伺候死人，是伺候活人的念想。
我想，我可能找到了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理由。
不是每天都找得到。
但今天找到了。
外面起了风，吹得窗户咯吱响。春城的十月，夜里已经凉了。我裹紧被子，闭上眼睛。
凌晨五点半还要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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