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盗悔忆录(南京文娟)完结版免费阅读_金陵大盗悔忆录全文免费阅读

第一章：成长经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句话，我许广平在心里咀嚼了七十年。

七十年啊，足够长江水把石头磨成沙，足够青丝熬成满头雪，

也足够一个罪人从轻狂少年熬成风中残烛。可偏偏磨不去记忆里那根刺，

那根扎在良心上、随心跳一下下刺痛的刺。我是许广平，生于民国三十四年，

也就是1945年的南京。那时候，南京城刚刚从一场大难中喘过气来，

街道上还残留着硝烟和眼泪的味道，可梧桐树照样抽出新芽，秦淮河的水依旧缓缓地流。

此刻，我坐在城南老宅的天井里，手边是一杯早已凉透的雨花茶。晨雾还未散尽，

青石板路上传来零星的脚步声——送菜的、上工的、上学的。

这些声音组成了一首平淡的生活序曲，我却从中听出了别样的韵律，那是1949年春天，

我第一次听见命运敲门的声音。那时我刚满四岁，还不懂事，却清楚地记得那个傍晚。

父亲许明远把我抱在膝上，母亲在一旁默默整理着几只藤箱。屋子里点着煤油灯，

光影在父亲脸上跳跃，照出他紧锁的眉头。“时局要变了，”父亲低声说，

“我们得离开南京。”母亲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他：“去哪儿？”“上海，

然后……或许去香港。”我不知香港是什么，只觉得父亲的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颤抖。

后来才明白，那种颤抖的名字叫“恐惧”。我们没有走成。第二天清晨，城门就封了。

再后来，红旗插上了中华门，南京城换了人间。父亲从银行职员变成了历史有问题的人，

我们家的大宅院被切走了一半，分给了三四户人家。这些变故对四岁的孩子来说太过抽象，

我只记得家里突然变得很安静，父亲总是一个人抽烟到深夜，母亲的眼神越来越黯淡。

直到有一天，父亲牵着我走到夫子庙，指着熙攘的人群说：“广平，你看这些人，

有的脸上写着‘得’，有的脸上写着‘失’。可你要记住，得失不是看一时，要看一世。

”我当时不懂，只是点头。很多年后回想，才明白那是父亲对他儿子最后的教诲，

也是一个失意者对命运最后的抵抗。五十年代初，父亲被调去城北的一家小工厂当会计。

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返要两小时。母亲则在家接些缝补的活计，补贴家用。

我们家的餐桌上，荤腥渐渐成了稀客。七岁那年，我背着母亲用旧衣服改的书包上了小学。

那所学校前身是教会学堂，青砖拱窗，院子里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秋天时，

金黄的叶子铺满地面，踩上去沙沙作响。就在那里，我遇见了周文娟。她是教师的女儿，

扎着两条乌黑的辫子，眼睛又大又亮。那天她穿着干净的碎花裙，坐在教室第一排，

而我因为迟到，只能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整整一节课，

我的目光都无法从她细小的背影上移开。下课后，她走到我面前，

递给我半块橡皮：“你用我的吧，我看见你的橡皮只剩一点点了。”那块橡皮是粉色的，

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我愣愣地接过，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笑了笑，

转身跑开了，辫子在阳光下甩出好看的弧线。那块橡皮我用了整整三年，

直到它变得只有指甲盖大小，仍然舍不得扔。很多年后，

当我拥有了可以买下一整间文具店的能力时，最怀念的却仍然是那块带着桂花香的粉色橡皮。

放学后，我常常绕远路，只为了经过文娟家所在的那条巷子。她家在一栋精致的二层小楼里，

院墙上爬满了蔷薇。有时能看见她在院子里练字，握着毛笔，一笔一划认真极了。

我不敢停留，只是匆匆一瞥，心跳却快得像要蹦出胸膛。父亲察觉了我的变化。一个周末，

他难得休息，带我去爬紫金山。到了半山腰，我们坐在石头上歇息。

父亲指着山下灰蒙蒙的南京城：“广平，你看这座城，见过多少荣华富贵，

也见过多少家破人亡。可它还是它，不悲不喜。”我似懂非懂地点头。父亲转过身，

认真地看着我：“你喜欢周老师的女儿，是不是？”我吓了一跳，脸顿时烧起来。

父亲没有责备，反而温和地笑了：“喜欢一个人是好事，但要记住，

真正的喜欢是让自己变得更好，配得上那份喜欢，而不是用旁门左道去强求。

”这话我当时只听懂了一半，拼命点头保证：“我会好好读书，将来考好学校！

”父亲摸了摸我的头，眼神复杂。

很多年后我才读懂那眼神里的含义——那是一个知道自己无法给儿子创造更好未来的父亲，

最深沉的无奈。日子像秦淮河的水，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1958年，我十三岁，

大跃进开始了。学校的课程减少，我们被组织去参加各种劳动。也就是在那时，

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那些改变我一生的东西。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

我们班被派去协助清理一处废弃的仓库。据说那里曾经是某位国民政府官员的产业，

解放后一直封存着。仓库很大，积满了灰尘。我们在老师的指挥下，

把一堆堆旧文件、旧家具搬出来分类。大多数是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准备送去造纸厂回收。

就在清理一个角落时，我踢到了一个沉重的木箱。箱子被锁着，但锁已经锈蚀。出于好奇，

我撬开了它。那一刻，我几乎忘记了呼吸。箱子里没有金银财宝，

只有一堆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最上面的一包，

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张。展开一看，竟然是民国时期的债券和地契，还有几张银行的存单。

我的心狂跳起来，环顾四周，同学们都在忙碌，没人注意到这个角落。鬼使神差地，

我迅速地把那包东西塞进了衣服里，然后把箱子盖好，推到一堆杂物下面。整个下午，

我魂不守舍。衣服里那包东西像炭火一样烫着我的身体，也烫着我的心。我想起父亲的话，

想起文娟明亮的眼睛，也想起家里拮据的生活。傍晚回到家，

我偷偷把那包东西藏在了床底下。夜里，等父母都睡了，我才拿出来仔细查看。

油纸包里除了债券地契，还有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十几枚银元，以及一对翡翠耳坠。

银元我认识，是“袁大头”。翡翠耳坠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一看就不是寻常之物。

我握着那对耳坠，突然想起文娟母亲似乎也有类似的一对，只在重要场合才戴。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心里滋生。第二天，我向老师请了假，说要帮家里办事，

实际上揣着两枚银元去了夫子庙。那时候，私下交易银元是违法的，

但我知道哪里能找到门路。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我找到一个蹲在墙角晒太阳的老头。

“这个，收吗？”我亮出手心里的银元。老头眯着眼看了看，又打量我一番，

伸出两根手指：“两块钱一个。”“太少了，”我壮着胆子还价，“至少五块。

”最后以四块钱一枚成交。我拿着八块钱——相当于父亲半个月的工资——走出了小巷。

阳光刺眼，我手心全是汗，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兴奋。用这八块钱，

我给母亲买了她一直舍不得买的布料，给父亲买了两包好烟，还剩下一些。回家后，

母亲摸着布料，眼眶红了：“这孩子，哪来的钱？”“学校劳动发的补贴。

”我撒了平生第一个重大的谎。父亲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

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那眼神让我心虚，但更多的是初次得手的刺激。晚上，

我把玩着那对翡翠耳坠，想象它们戴在文娟耳朵上的样子。突然，我下定决心，

要把耳坠送给她。机会在一周后到来。文娟生病没来上学，我自告奋勇去给她送作业。

敲开她家的门，是她母亲周师母开的门。“许广平啊，进来吧，文娟在楼上。

”我第一次走进文娟的家。屋子收拾得干净雅致，书架上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字画。

文娟的房间在二楼，小而温馨，窗台上养着一盆茉莉。她靠在床上，脸色有些苍白，

看见我进来，眼睛亮了一下：“你怎么来了？”“给你送作业。”我把作业本递给她，

手心全是汗。我们聊了一会儿学校的事。临走时，我鼓足勇气，

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她床头：“这个……送给你，祝你早日康复。”没等她反应，

我就逃也似地跑下楼。回家的路上，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既有期待又有恐惧。

第二天文娟来上学了，耳朵上戴着那对翡翠耳坠。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侧脸上，

翡翠闪着温柔的光。她朝我笑了笑，指了指耳朵，用口型说了声“谢谢”。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

周老师——也就是文娟的父亲——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脸色严肃，关上门，

拿出那个装耳坠的小布包放在桌上。“许广平，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周老师叹了口气：“这耳坠是我一位故友的旧物，

民国时就不见了。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从什么地方拿的？”在周老师锐利的目光下，

我崩溃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仓库里发现木箱的事，但隐瞒了银元和其它债券地契。

周老师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这件事我会处理，那些东西必须上交。至于你，

广平，你很聪明，但聪明要用对地方。这次我就不告诉学校了，但你得写份检查，

保证再也不犯。”我如释重负，又羞愧难当。走出办公室时，周老师叫住我：“还有，

耳坠我不能让文娟留着，但你的心意她知道了。”那天放学，文娟还是和我一起走。

快到分手的路口时，她轻声说：“爸爸都跟我说了。广平，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好吗？”我重重地点头，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命运从来不会轻易放过一个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人。两个月后，父亲突然被工厂叫去谈话，

回家时面如死灰。母亲焦急地问怎么了，父亲只是摇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夜里，

我听见父母在隔壁低声说话：“……仓库那件事，

有人举报了……”“可广平不是已经……”“说是还有别的东西没交，

现在要追究责任……”我浑身冰凉，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那一夜，

我睁眼到天明。第二天，父亲被带走了。母亲哭成了泪人，我站在天井里，

看着梧桐树的影子一点点拉长，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绝望。三天后父亲回来，人瘦了一圈，

眼神空洞。原来仓库的管理员发现箱子被撬，报了案。虽然周老师为我作证，

说我已经上交了部分物品，但仍有银元等财物下落不明。父亲为了保我，承担了所有责任，

被开除了公职。那晚，父亲没有责备我，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吃一堑长一智，以后的路，

要走正。”可是已经晚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母亲日夜做活，眼睛都快熬瞎了。

我退了学，到处打零工，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挣多少钱？最痛苦的是，

我再也无法面对文娟。每次看到她，愧疚就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她试图接近我，

找我说话，我都避开了。直到有一天，她拦住我：“许广平，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我看着地面，不敢看她的眼睛：“我配不上和你做朋友。”“谁说的？”她急了，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我转身跑了，跑得飞快，仿佛这样就能逃离自己的罪恶。一年后，

文娟家搬走了，据说周老师调去了别的学校。她临走前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

里面只有一句话：“我等你成为让我骄傲的人。”我握着那封信，在秦淮河边坐了一整夜。

河面上倒映着零星的灯火，像破碎的星光。我想起父亲的教诲，想起周老师的宽容，

想起文娟的期待，再想想自己做过的事，一种巨大的悔恨淹没了我。可是悔恨不能当饭吃，

也不能治好母亲的病。家里越来越困难，我开始在街头流浪，

结识了一些同样无所事事的少年。我们偷过菜市场的菜，摸过路人的口袋，

渐渐地在城南一带有了点“名气”。第二章：穿云那一夜南京的寒风，

本该将我彻底吹入深渊的。我坐在小巷冰冷的石阶上，手指间的廉价烟卷快要燃尽，

钱包里那张陌生工程师的全家福灼烧着我的掌心。远处鼓楼的钟声在夜色中一层层荡开，

像年轮，也像拷问。就在这时，巷口传来了不一样的脚步声。

不是警察那种规律而警惕的步子，也不是醉汉的踉跄，而是沉稳、有力，

带着一种奇特的节奏。我下意识抬头，看见两个身影在路灯下拉长。不是警察。

是两个穿着军便装的男人，一个约莫四十岁，面容刚毅如石刻；另一个年轻些，

手里拿着公文包。他们在巷口停住了，年长者看向我，目光如探照灯般扫过。我本能地想逃，

但双腿像灌了铅。也许是那目光里有种不容置疑的东西，也许是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

其实在等待这样一束光。“小同志，这么晚了不回家？”年长者开口，声音不高，

却带着穿透力。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手里的钱包像烧红的烙铁。年轻军官上前一步，

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的钱包上，微微一凝。我绝望地想，完了，全完了。

但年长者却摆了摆手，示意同伴退后。他缓步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平视着我。

这个动作让我愣住了——那个年代，一个干部模样的军人，蹲下来和一个街头少年平视。

“我叫陈志国，”他说，声音放得更缓，“空军的。小同志，你叫什么？”“……许广平。

”我的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许广平，”他重复了一遍，点点头，“好名字。

广博平安。”他看了看我手中快要燃尽的烟，“会抽烟，不是个好习惯。但更不好的习惯，

”他的目光扫过我另一只手里的钱包，“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浑身僵直，血液都冷了。

“但人这一生，”陈志国缓缓站起身，“最怕的不是犯错，而是犯错之后，

连改正的机会都抓不住。”他伸出手：“钱包给我。”我颤抖着递过去。他接过来，

没看里面的钱，而是抽出那张全家福，仔细看了看。“明天一早，去新街口派出所，

把钱包交过去，就说是在路边捡的。”他把照片放回去，将钱包递还给我，“能做到吗？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不是在和你商量，许广平。”他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

“这是命令。一个军人，不会问为什么，只会执行。听懂了吗？”我茫然点头。

“明天下午三点，”他报了一个地址，“到这里来。带好你的户口本，还有街道开的证明。

”他顿了顿，“如果你去了派出所的话。”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开。“为什么？

”我终于挤出声音，“您为什么……”陈志国回过头，

路灯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阴影：“因为我在你眼睛里看到了十八年前的我。”他顿了顿，

“也因为空军今年要招一批特殊兵源，政治可靠、头脑灵活、手脚麻利。

最重要的是——需要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走了，脚步声消失在夜色中。

我握着那个钱包，在寒冷的南京街头站了很久。第二天，我去了派出所。

值班的老民警接过钱包，抬眼看了看我：“捡的？”“嗯，捡的。”他翻开钱包看了看，

又抬眼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低头开始写收据。那一刻，我感觉他什么都知道。下午三点，

我如约来到那个地址——是省军区的一个办事处。陈志国在门口等我，见我来了，

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进来吧。”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改变了我的一生。

体检、简单的文化测试、政治审查。我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过去，包括那次仓库事件，

包括在街头流浪的日子。审查的军官眉头紧锁，几次看向陈志国。“老陈，

这……”“我负责。”陈志国就说了三个字。一周后，入伍通知书送到了我家。

父亲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在抖。母亲哭了，这次是喜极而泣。街坊邻居都来祝贺，

说许家出了个军人，还是空军，光宗耀祖。没有人知道，这张通知书是一个交易，一次救赎，

也是一场堵伯。1964年春天，我穿上军装，登上北上的列车。站台上，

父亲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别辜负……”他没说完，但我懂。

陈志国在站台的另一头等我，他已经先调回部队了。火车开动时，

我看着渐渐远去的南京城墙，看着站台上越来越小的父母的身影，

突然有种不真实感——我真的能重新开始吗？新兵训练在河北的一个基地。

那是我从未经历过的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十公里越野，队列训练，战术动作，

政治学习……但我拼命咬着牙。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救生圈。

陈志国偶尔会来看我。他已经是雷达某团的团长了。“雷达兵，”有一次他对我说，

“是空军的眼睛。眼睛要亮，心要静，手要稳。最重要的是，”他盯着我，“要绝对忠诚。

因为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每一个光点，都可能关系国家的安全。”我被分到了雷达操纵员专业。

这需要极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快速反应和高度专注。

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很适合——那些年在南京街头混迹，

锻炼出的观察力、瞬间判断和抗压能力，在这个领域找到了用武之地。1965年，

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专业训练，被分配到东南沿海的一个前沿雷达站。这里是真正的前线，

对面就是台海。雷达站建在山顶，几排平房，一个巨大的雷达天线日夜旋转。

生活是枯燥的：每天三班倒，守在屏幕前，看着那些绿色的扫描线一圈圈划过，

识别、判断、上报每一个空中目标。战友们来自天南地北。班长是个山东汉子，叫李大山，

话不多但技术扎实。他很快就发现我的“天赋”——我能在一堆杂波中快速识别出异常信号，

能记住上百个常见目标的雷达特征。“小许，”有一次他拍着我的肩膀，

“你小子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但我心里总有一块石头。我知道我的“历史”在档案里，

那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直到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许广平同志，组织上决定，

给你一次特殊任务。”原来，由于我在业务上的突出表现，

加上“背景单纯”这个说法让我心里一紧，被选入一个秘密小组，

负责监控和识别一种特殊目标——高空侦察机。“这些飞机飞得高，信号弱，

经常在边界线游走，很难识别。”指导员神色严肃，“你的任务就是学会识别它们，

并且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我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1966年初春，一个凌晨，

轮到我值班。屏幕上一片平静，只有一些民航航班的信号在规律移动。我喝了口浓茶，

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就在扫描线划过第三十六圈时，

一个几乎微不可察的亮点在屏幕边缘一闪而过。我的神经瞬间绷紧。那不是民航的航迹，

高度异常，速度很快，而且……它在边界线附近突然转向，做了一个诡异的机动。“班长！

”我喊道。李大山冲过来，盯着屏幕。那个亮点在几秒后又出现了，这次更清晰一些。

“高度两万二，速度八百……在爬升。”我快速报出数据。“是它。”李大山的声音很沉，

“高频段信号特征吻合。上报！”我抓起专线电话，手竟然没有抖：“指挥所，

这里是三号站，发现‘黑乌鸦’，方位175，高度两万三，速度八百五，

正在向我境内深入！”接下来的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指挥所的命令一道道传来，

战斗机升空拦截的通报响起。我看着那个亮点继续深入，心跳如鼓。“小许，

”李大山突然说，“如果今天打下来，你是首功。”我没有说话，只是死死盯着屏幕。

那个亮点开始做规避动作，显然已经发现自己被跟踪。我方战斗机的信号正在快速接近。

然后，在屏幕上的某个瞬间，几个光点交汇了。一阵轻微的干扰波纹扫过屏幕。接着，

那个高空的亮点开始下坠，速度越来越快，高度急剧下降。“打中了！”值班室里有人喊。

我没有喊，只是感到一阵虚脱，后背的军装已经被汗水浸透。后来我们知道，

那是一架外国高空侦察机，多次侵入我领空侦察。这次被击落，震动很大。

我们雷达站立了集体二等功，我因为“及时发现并准确识别目标”，被授予个人三等功。

授奖大会那天，陈志国来了。他已经升任师参谋长。会后，他单独找我。“许广平，

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想了想：“像……重新活了一次。”他点点头：“但你要记住，

一次功劳洗刷不掉过去的错。真正的重新做人，是一辈子的事。”1968年，我服役期满。

因为技术过硬，加上那次立功表现，组织上希望我留下提干。我犹豫了。这些年，

我每月都给家里寄钱，父母的身体渐渐好转，但我心里始终牵挂着南京。更重要的是，

我收到了父亲的信，信里提到周文娟回南京了，在中学当老师，还没结婚。

那个名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被我尘封多年的某个匣子。我最终选择了复员。离开部队那天，

陈志国来送我。“回地方好好干，”他说，“空军培养了你，但人生是你自己的。

”火车南下，再次看到南京城墙时，我的心情复杂难言。五年，

我从一个街头浪子变成了立功军人，戴着大红花回到故乡。街道敲锣打鼓地欢迎，

安置办给我分配了工作——到市无线电元件厂当技术员。父亲老了，

但腰杆挺直了；母亲笑着流泪，说儿子有出息了。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正轨。

我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夜校补习文化。厂领导很器重我，因为我有部队学的技术，

很快成了技术骨干。然后，在一个星期天，我遇见了周文娟。是在夫子庙的古旧书店里。

我找一本无线电方面的书，抬头时，看见了她。她几乎没变，只是辫子剪成了齐耳短发，

戴着一副眼镜，多了几分书卷气。她也在找书，踮着脚够上层的一本诗集。“我帮你。

”我脱口而出。她转过头，愣住了。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许广平？”“是我。

”我们坐在书店旁的茶楼里，局促而沉默。窗外是秦淮河，画舫悠悠，像时间的摆渡。

“我听说你参军了，还立功了。”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嗯。”“真好。

”又是一阵沉默。“你……结婚了吗？”我问。她摇摇头：“没遇到合适的。”顿了顿，

“你呢？”“也没有。”茶凉了，我们续了热水。开始聊这些年的事，聊得磕磕绊绊，

像两条分开太久的河流试图重新汇合。送她回家时，

在她家巷口还是那条爬满蔷薇的巷子，她突然说：“我爸爸前年去世了。

”我心头一震：“周老师他……”“肺癌。走之前，他还提起你。”她看着我，“他说，

许广平那孩子，本质不坏，就是路走歪了一下。走正了，会是个好样的。”我眼眶发热。

“许广平，”她认真地看着我，“你现在走正了吗？”“我在努力。”我说，

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她笑了，那个笑容，和我记忆中十三岁那年她递给我橡皮时的笑容，

重叠在了一起。我们开始来往。很慢，很谨慎，像两个都受过伤的人。我常常想，

如果人生就这样继续下去，该多好——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心爱的人，一个安稳的未来。

可是命运总喜欢在最平静的水面投下石子。1970年，父亲病倒了。是肝病，

需要一种很贵的进口药。我的工资加上复员费，勉强撑了三个月，就见底了。

母亲偷偷把她的首饰卖了，那是她最后一点嫁妆。我知道后，心如刀绞。一天夜里，

我在医院守夜，父亲在昏睡。母亲拉着我的手，泪如雨下：“广平，妈对不起你，

这个家拖累你了……”我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第二天，我回到老宅想找些值钱的东西，

哪怕能换点钱。翻箱倒柜时，我在父母床下的最深处，摸到了一个用油布层层包裹的东西。

打开时，我的手开始抖。是那个木箱里的东西。

除了当年我上交的、送文娟的耳坠后来被她父亲还给我父母之外，

其余的一切都在——债券、地契、还有我没动过的八枚银元。父亲一直留着。他没有销毁，

也没有上交给后来的运动，而是藏了起来，藏了整整二十年。我坐在地上，

看着那些泛黄的纸片和冰冷的银元。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尘埃在光柱中飞舞。二十年前，

这些东西开启了我的堕落。二十年后，它们再次出现在我面前，像一个轮回的考验。

父亲的医药费，母亲的眼泪，文娟期待的眼神，陈志国的叮嘱，雷达屏幕上的光点，

授奖时的掌声……所有画面在我脑中翻涌。我该怎么做？我把包裹重新包好，放回原处。

走出老宅时，阳光刺眼。那天下午，我去找了文娟。她正在备课，看见我来，很高兴。

“正好，我做了桂花糕，你尝尝。”我吃了一口，很甜，却甜得发苦。“文娟，”我突然说，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又犯错了，你还会相信我能改好吗？”她放下手中的笔，

认真地看着我：“许广平，人不是神，都会犯错。但真正的勇敢，不是不犯错，

而是犯了错还敢继续往前走。”她握住我的手：“我们一起往前走，好吗？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点了点头。但我知道，有些决定必须一个人做。有些深渊，

只能一个人凝视。那天夜里，我再次打开了那个油布包。银元在月光下泛着冷白的光。

我拿起一枚，上面袁世凯的侧脸似笑非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选择。而我，许广平，在1970年这个夏天的夜晚，站在了又一个岔路口。这一次，

我选哪条路？窗外传来隐约的梆子声，是更夫在报时。夜已深，南京城沉睡着，

不知道它又一个孩子，正站在命运的门槛上颤抖。我把银元放回去，把包裹重新藏好。

至少今晚，我选择了转身离开那个深渊。但明天呢？谁也不知道。

第三章：金缕衣婚礼是在1972年国庆节办的。

文娟穿着她母亲压箱底的浅红色旗袍——那年头不敢穿大红，改良过的样式，

领口绣着细密的梅花。我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是母亲用攒了半年的布票扯的料子，

请鼓楼最好的裁缝做的。周家的客厅挤满了人。

文化系统的干部、学校的老师、还有我和文娟各自不多的亲友。

周父——现在应该叫岳父了——周崇礼站在主位，

这位新上任的省文化厅厅长今天没有穿干部装，而是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精神矍铄，

笑容却有些复杂。仪式很简单，对着毛主席像鞠躬，向来宾致谢，交换了革命伴侣的誓言。

没有婚纱，没有戒指，只有两本红宝书作为信物。但文娟的眼睛那么亮，

亮得让我觉得这一切简陋都有了光彩。酒是凭票供应的散装白酒，

菜是食堂大师傅来家里做的，四荤四素，已经是那个年代罕见的体面。

工友和战友们起哄让我讲恋爱经过，我端着酒杯，手心全是汗。“我和文娟，”我开口，

声音有点哑，“是小学同学。”满堂哄笑。文娟红了脸，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腿。

“后来我走了弯路，”我继续说，场上安静了些，“是文娟，还有周叔叔，把我拉回了正路。

我许广平这辈子……”我顿了顿，把涌到喉咙的哽咽压下去，“有两份恩情还不完。

一份是部队的培养，一份是周家的信任。”掌声响起来。我仰头把酒干了，辣的像刀割喉咙。

岳父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什么也没说，但那手的力道里，有太多说不清的东西。

新房是周家腾出来的一间厢房，十五平米，刷了白墙，贴着红双喜字。

家具是我和文娟自己攒的：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

最奢侈的是写字台上的台灯，是岳父送的结婚礼物，带绿色玻璃灯罩，可以调节亮度。

夜深了，宾客散去。我和文娟坐在床沿，第一次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独处，空气稠得化不开。

“累了吧？”她轻声问。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她笑了，起身去倒水。

我看见她旗袍下摆随着动作轻轻摆动，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蔷薇花墙外偷看的那个下午。

“文娟。”我叫她。“嗯？”“你爸……岳父他，是不是不太赞成我们结婚？

”她端着水杯的手顿了顿，然后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把水递给我：“他要是真不赞成，

会安排你去博物院工作吗？”这话让我心里那根刺又动了一下。一个月前，

岳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文化厅大楼三层的一间屋子，书架上摆满了文件，

窗台上有一盆文竹。“坐。”他指了指椅子，自己却没有坐，而是站在窗前，背对着我，

“广平，你和文娟的事，我考虑了很久。”我的手心开始冒汗。“按理说，”他转过身，

目光平静，“我不该干涉子女的婚事。但我是文娟的父亲，有些话不得不说。”他走到桌前，

拿起一份文件，又放下，“你在部队表现很好，立过功，技术过硬。回地方这三年，

在厂里也踏实肯干。这些我都了解。”我等着“但是”。“但是，”他果然说了，

“你过去的那些事，档案里白纸黑字写着。虽然这些年你改好了，

可谁知道哪天会被人翻出来做文章？”我的心沉下去。“所以我想，”他直视着我，

“给你换个环境。博物院那边缺一个设备管理员，

负责维护馆里的电力系统和一些简单的仪器。你懂无线电，上手应该不难。

最重要的是——”他顿了顿，“那里是文化单位，相对单纯，离政治远一些。”我愣在那里。

博物院——我这种只在照片上见过文物的人，要去那里工作？“当然，”岳父坐下，

双手交握放在桌上，“这中间我打了招呼。但你要明白，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帮你进门，

后面的路，得你自己走直了走正了。”我起身，深深鞠了一躬：“周叔叔，

我……”“该改口了。”他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意，“文娟这孩子，认准的事，

九头牛拉不回。既然她认准了你，我就希望你们能过得好。”从文化厅大楼出来，

我沿着长江路走了很久。梧桐叶子开始黄了，一片片飘下来。我忽然想起父亲去世前说的话，

那时他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拉着我的手：“广平，周家对咱们有恩。这份情，

要记一辈子。但你记住，恩情是恩情，腰杆是腰杆。人活着，可以欠钱欠情，但不能欠志气。

”父亲没看到我结婚，没看到我穿上中山装，没看到我走进博物院的大门。

他是在去年冬天走的，肝病晚期。临终时，他让母亲从床底下拿出那个油布包，当着我面，

一枚一枚数那八块银元。“这些……你处理掉。”他喘着气说，“干净……干净地做人。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八块银元，父亲当年本可以交上去立功，可以换钱治病，但他没有。

他藏了二十年，守着一个父亲对儿子最后的保护——万一儿子真走投无路了，

还有这点东西能救命。“你爸说，”母亲抹着泪，“这东西脏，但有时候，

干净的命需要脏的钱来续。”我没用那些银元。父亲的后事办得很简单，剩下的钱，

我包好藏了起来。像是藏着一个秘密，也像藏着一份未完成的承诺。“想什么呢？

”文娟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新房的红烛快烧尽了，烛泪在烛台上堆积成奇特的形状。

“想岳父。”我老实说。文娟靠过来，头轻轻搭在我肩上：“我爸这个人，表面严肃，

心里软。他安排你去博物院，其实是想保护你。这些年运动多，工厂里成分复杂，

你在那里容易被人盯上。博物院不一样，都是文化人，清静。”我握住她的手，很凉。

“文娟，如果我……”我想问她，如果我终究辜负了这一切呢？如果我骨子里还是个贼呢？

但我没说出口。只是转过头，轻轻吻了她的额头。她闭上眼睛，

长长的睫毛在烛光下投下阴影。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话，关于过去，关于未来。

她说想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说想好好学文物知识，

也许以后能转做研究；她说她父亲书房里有好多书，我可以随便看；我说等攒够钱，

我们换个大点的房子……天快亮时，我们才沉沉睡去。梦里，我又回到了雷达站，

屏幕上的光点一圈圈旋转，然后突然变成了一块块银元，在黑暗中发着冷光。

金陵博物院在中山门内，一栋民国建筑，青砖灰瓦，中西合璧。第一天上班，

我站在那扇厚重的木门前，竟有些恍惚。设备科在配楼的地下室，三间屋子，

堆满了各种工具和零件。科长姓吴，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厚厚的眼镜，

说话慢条斯理。“小许啊，周厅长打过招呼了。”他给我倒了杯茶，“咱们这儿活不重，

但责任大。博物院最怕两样：火灾，盗窃。咱们设备科，就是要杜绝火灾隐患。

所有的线路、电器、照明，都得定期检查。明白吗？”我点头，

接过他递来的工作服——深蓝色的棉布褂子，胸口印着“金陵博物院”五个白字。头一个月，

我跟着吴科长把整个博物院的电路走了个遍。从地下的库房到顶楼的展厅，

从照明系统到恒温恒湿设备。我惊讶地发现，这座看似古老的建筑里，

藏着相当先进的设备——从德国进口的温湿度控制系统，从苏联引进的防火报警装置，

虽然有些已经老旧，但基础很好。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那些文物。不是隔着玻璃看，

而是在库房里，在修复室里，近距离地看。吴科长带我去青铜器库房检查照明线路时，

我看见了满架的鼎、爵、簋，青铜的绿锈在灯光下泛着幽光；去书画库房调试恒湿机时，

我看见了悬挂着的明清字画，墨色在宣纸上晕染出几百年前的山水。“小心点，

”吴科长总是提醒，“这些东西，碰坏一点，咱们几辈子都赔不起。”但我着迷了。

每天下班后，我不急着回家，而是去各个展厅转悠。看新石器时代的玉琮，

看汉代的金缕玉衣，看南唐的宫廷画卷。那些标签上的说明，我一遍遍读，有些字不认识，

就查字典。文娟发现了我的变化。有个周末，我正在灯下看一本《中国青铜器概览》，

是她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这么用功？”她笑着坐过来。“得对得起这份工作。”我说，

指了指书上一张拓片，“你看，这是商代的饕餮纹，多精细。”她靠在我肩上，一起看。

屋里很安静，能听见翻书的声音。“广平，”她忽然说，“你记不记得，

小时候我爸爸教我们认字，用的就是碑帖拓片？”我想起来了。是的，

周老师——那时候还是周老师——把家里收藏的拓片拿出来，教我们认上面的字。

“这个是‘永’字，这个是‘和’字……”文娟学得很快，我总是偷偷看她握笔的手。

“你爸的那些拓片，还在吗？”“在，都在书房里。有些还是宋拓，很珍贵的。”她顿了顿，

“你要是真想学，我跟我爸说，让你看看。”岳父答应了。下一个周末，

我第一次踏进了他的书房。一整面墙的书架，线装书、碑帖、画册，

还有玻璃柜里的一些小件文物。“听文娟说，你对文物有兴趣？”岳父从书桌前抬起头。

“就是觉得……有意思。”我拘谨地说。他点点头，

从架上取下一函册页：“这是《淳化阁帖》的明拓本，你先看看。看文物，要先懂它的好，

才知道怎么保护它。”我小心翼翼地翻开，纸已经泛黄，但墨色依然清晰。

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在拓片上保持着千年前的风神。“看这幅，”岳父指着其中一页，

“‘快雪时晴帖’，虽是拓本，但笔意还在。书法讲究气韵，文物也一样。

你保管的不是死物，是活的历史。”那天下午，岳父跟我讲了很多。讲青铜器的铸造，

讲书画的鉴定，讲古籍的版本。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门学问可以有这么深的天地。离开时，

岳父送我到门口，忽然说：“广平，博物院最近要整理一批库藏文物，需要人手。

我跟吴科长说了，让你也参与。多学点，没坏处。”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博物院库房的工作。

每天和设备科的活穿插着做：上午检查电路，下午就去库房帮忙清点、登记。

我见到了更多惊人的东西：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铜壶，唐代的三彩骆驼，明代的青花大瓶。

还有书画——文徵明的山水，唐伯虎的仕女，郑板桥的竹子。每一件都让我屏息。

负责带我的老张，是博物院的老馆员，头发全白了，但眼睛很亮。“小许啊，

看东西要用这里。”他指着心口，“文物有灵，你真心待它，它能感觉到。

”老张教我如何拿放瓷器，如何展开画卷，如何记录文物的现状。我学得很认真，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要点。有一天，我们在整理一批新入库的文物，来自一个捐赠者。

打开一个锦盒时，我愣住了。里面是一对翡翠耳坠。和我当年在仓库木箱里发现的那对，

几乎一模一样。水头很足，雕工精细，在库房的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怎么了？

”老张问。“没……没什么。”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这耳坠真漂亮。”“清代中期的，

”老张戴着手套，小心地拿起来看，“应该是江南造办处的东西。你看这雕工，这抛光，

现在很难见到了。”我盯着那对耳坠，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把它送给文娟的那个下午。

想起周老师严肃的脸，想起父亲绝望的眼神。“小许？小许！”老张叫我。“啊？

”“登记啊，发什么呆。”老张把耳坠放回锦盒，“记：翡翠耳坠一对，清中期，

捐赠编号1972-087。”我颤抖着手写下。字迹歪歪扭扭。那天晚上回家，

我做了噩梦。梦见那对耳坠长出了翅膀，在黑暗里飞，我追着它们跑，跑过南京的街巷，

跑过雷达站的山路，最后跑到了一个深渊边。耳坠飞进去了，我也跟着跳了下去。惊醒时，

一身冷汗。文娟睡得很熟，呼吸均匀。我轻轻起身，走到外间，

从抽屉最深处摸出那个油布包。打开，八块银元静静地躺着。

父亲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干净地做人。”可我干净吗？我真的能干净吗？我把银元包好，

放回原处。坐在黑暗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1973年春天，文娟怀孕了。

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我们俩在医院的走廊里抱了很久。文娟哭了，又笑了，说要做妈妈了。

我也笑，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要做父亲了。可我配吗？

我能给我的孩子一个干净的父亲吗？岳母高兴极了，张罗着给文娟补营养。岳父没说什么，

但眼角的笑意藏不住。他让人送来一些营养品，还有几本育儿的书。

“你现在是两个人吃饭了，”岳母天天往我们家跑，“得注意营养。广平也是，

别光顾着工作。”我确实更忙了。博物院要筹备一个大型展览，庆祝建国二十四周年。

我被抽调去帮忙布展，连着半个月每天工作到深夜。展览的主题是“长江流域考古新发现”，

展品中有不少刚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东晋时期的一座金佛塔，通体鎏金，

镶嵌宝石，出土时震惊了考古界。布展那天，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它。三十公分高，

层层叠叠的塔檐，每一层都有精细的雕刻。佛像虽小，但眉目清晰，慈悲庄严。“小心点，

”老张指挥着工人搬运展柜，“这可是国宝级的。”金佛塔被安放在展厅中央的独立展柜里，

四面防弹玻璃，单独的照明和报警系统。我负责检查这个展柜的电路和警报器。

当我的手触碰到展柜冰冷的玻璃时，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涌上心头——就像很多年前，

我的手第一次伸进别人的口袋。我被自己这个念头吓到了，猛地缩回手。“怎么了？

”旁边的同事问。“静电。”我勉强笑笑。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躺在床上，

听着文娟均匀的呼吸，我脑子里全是那座金佛塔。它在黑暗的展厅里，被一束光照着，

金光灿灿。还有那些银元，在油布包里，也泛着类似的光。我轻轻起身，走到外间。

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窗外有月光，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霜。我想起了陈志国。

那个把我从街头拉进部队的人。如果他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会说什么？

我想起了父亲临终的眼睛，浑浊，但一直看着我，像是要把什么刻进我灵魂里。

我想起了雷达屏幕上那个下坠的光点，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功勋”。

然后我想起了文娟肚子里的孩子。他或她会在几个月后来到这个世界，会有清澈的眼睛，

会叫我爸爸。我能让那双眼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天快亮时，我做了决定。回到里屋，

文娟醒了，迷迷糊糊地问：“几点了？”“还早，再睡会儿。”我躺下，轻轻搂住她。

她往我怀里靠了靠，很快又睡着了。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点点亮起来。心里那个决定，

像石头一样沉，但也像石头一样实。我要把那些银元处理掉。彻底地，干净地。

不是卖掉换钱，也不是上交给谁——那会引出太多解释不清的问题。我要把它们埋掉，

埋到一个永远没人找到的地方。就像埋葬过去的自己。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去一个地方。

去看一眼，那座金佛塔在展览中的样子。也许，这是我给自己的最后一次考验。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可今日已来，当初已远。我能做的，只是不让明天的自己，再次说出这句话。

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我轻轻吻了吻文娟的额头，

她无意识地微笑了一下。那一刻，我几乎相信，一切真的可以重新开始。

第四章：琉璃碎房家的捐赠仪式是1973年秋末举行的。那天金陵博物院破例挂起了红绸，

不大的院子里站满了人。文化局的领导、报社记者、还有房家老老少少二十几口人。

我作为工作人员站在后排，手里拿着一份捐赠目录，手心却莫名地出汗。房老爷——房世安，

已经七十五岁了，瘦得像一截老竹，但腰杆挺得笔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站在捐赠台前，声音不大却清晰：“这些物件，在我家传了四代。如今献给国家，

是它们最好的归宿。”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

我看着那137件文物被一件件搬进来：青铜器、瓷器、玉器、书画，都用锦盒或木匣装着，

小心翼翼。最后一件是一幅明代文徵明的山水手卷，当它在众人面前徐徐展开时，

我听见了整齐的抽气声。“国宝啊。”站在我旁边的老张喃喃道。仪式结束后，

我被分配参与这批文物的清点整理工作。库房三楼临时腾出了一个房间，

我和另外三名同事每天在那里工作八小时，登记、拍照、做卡片。房家的收藏之精，

让我震惊。一件北宋定窑白瓷孩儿枕，釉色温润如脂；一套元代青花梅瓶，

画工潇洒流畅；最惊人的是一批晚清民国名家的书画，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

有些甚至是市场上从未露面的作品。“房家祖上是盐商，后来做纺织，

”老张一边给一件清代玉山子做记录一边说，“几代人积累下来的。

房老爷的曾祖父还是同光年间的进士，跟翁同龢有过交往。

”我拿起一件明代德化白瓷观音像，手感冰凉细腻。观音低眉垂目，慈悲庄严。“小心点，

”老张提醒，“这是何朝宗的作品，存世不多。”“何朝宗？”“明代德化瓷塑大师。

你看这衣纹的处理，多流畅。”老张接过观音像，指着袖口一处，“这里原来应该有点残缺，

被修复过。但修复手艺很高，几乎看不出来。”我凑近了看，

果然在袖口内侧发现了一处极细微的接痕。这种观察力，

这种对细节的敏锐——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南京街头，

我也是这样观察行人的口袋、步伐、神态。一样的技能，用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把这个想法赶出脑海，继续工作。晚上回家，文娟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

她坐在灯下织一件小毛衣，浅黄色的线在她手指间翻飞。“今天怎么样？”她抬头问。

“挺好的。”我洗了手，在她身边坐下，“今天整理到一件明代的观音像，特别美。

”“观音？”她笑了，“那是个好兆头。保佑咱们孩子平安。”我伸手摸了摸她隆起的腹部，

感觉到轻微的胎动。新生命在生长，那么真实，那么有力。“房家的捐赠办得很隆重，

”文娟说，“今天学校里有老师也在说这事。说房老爷有觉悟，思想进步。”我点点头，

没说话。心里却总隐隐觉得哪里不对——那种隆重，那种热闹，像夏天雷雨前的闷热，

让人喘不过气。一个月后，137件文物全部整理完毕。

我写的清点报告被吴科长表扬“条理清晰，记录详实”。岳父还特意把我叫去，

问了几句工作情况。“房世安这个人，”岳父若有所思地说，“我年轻时跟他有过一面之缘。

很有风骨的一个人。这次捐赠，怕也是……”他没说完，但我听懂了那个省略号里的担忧。

1974年的春天来得迟。三月底了，梧桐树才勉强抽出些新芽。文娟的预产期在五月，

岳母已经搬来我们家暂住，方便照顾。4月5日，清明节。那天我轮休，

准备带文娟去给父亲扫墓。早上出门时，却看见街上一队队的学生和工人，举着红旗，

喊着口号。空气里有种不一样的味道。接下来的一周，变化像夏天的暴雨一样突然而来。

大字报贴满了文化局的围墙，批判会一场接一场。博物院也召开了“深入揭批”大会，

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会上，有人站出来批判“封建残余”，批判“资产阶级文化”，

批判那些“躺在博物馆里毒害人民的旧东西”。我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些激愤的脸，

心里一点点发冷。五月初，文娟生了，是个男孩。六斤七两，哭声洪亮。

岳父给孩子取名“许明”，取“明理明德”之意。我在产房外抱着那个小小的襁褓，

手一直在抖。但喜悦很短暂。孩子出生第三天，我就被叫回博物院开会。

会议主题只有一个：清理馆藏中的“封建糟粕”。“青铜器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

书画是地主阶级腐朽生活的写照！”新来的工作组组长老宋，

一个四十多岁、脸颊瘦削的男人，拍着桌子说，“这些东西，不应该供起来，应该砸碎！

应该烧掉！”下面一片死寂。老张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散会后，

吴科长把我们几个叫到设备科，关上门，脸色灰白。“从今天起，所有库房加装封条，

钥匙统一上交工作组管理。”他顿了顿，“设备科……暂时只负责建筑维护，不接触文物。

”“那文物保护……”一个年轻同事问。吴科长摇头，

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先保住人吧。”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听着儿子在隔壁的哭声，

想着博物院库房里那些正在被封存的文物。那些我亲手登记、亲手抚摸过的东西，

现在成了“毒草”，成了“罪证”。凌晨时分，文娟醒了，看见我坐在黑暗中。“怎么了？

”我把头埋进手里：“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没说话，只是轻轻抱住我。

她的身体因为哺乳而散发着温热的奶香，那么真实，那么脆弱。五月中旬，

消息传来：房家被抄了。据说工作组在房家老宅里发现了“大量反动文物”和“封建遗毒”，

全部没收。房世安被带走“学习”，家里其他人被赶出老宅，挤在城南一个小院子里。

听到消息时，我正在检查博物院的消防水管。手一抖，扳手砸在脚背上，

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小心点。”老张走过来，压低声音，“房家的事，听说了？

”我点头。“造孽啊。”老张叹息，“那批没收的文物，听说有两千多件。

工作组让咱们博物院派人去接收、整理。”我的心脏猛地一跳。“谁去？”“还没定。

”老张看着我，“但你是整理过房家捐赠文物的，最熟悉他们家的情况。

工作组可能会点你的名。”果然，三天后，老宋把我叫到办公室。“许广平同志，

组织上交给你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他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叉，“房家那批反动文物，

需要专业人员清点整理。你之前表现不错，这次就由你负责。”“我……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