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陪丈夫来战区，做志愿医疗医生的第七年。
今年，他依旧不愿回国。
再次换掉了我提交上去的回国名单。
医院里，拿到替补名额的医生欢声笑语，感激涕零。
他们赞叹丈夫的仁义，又一次把名额让了出去。
我攥紧手心，看着站在我面前，一脸愧疚的丈夫。
他眼底带着我看不懂的晦暗神色。
“明年一定听你的，带你回国好不好？”
我轻笑出声，没再言语。
又是明年，借口老套。
可惜，国内有患者指定我来主刀他的手术。
明天，我就可以带着孩子回国。
下一次的回国指标，我不等了。
又是一年寒冬夜，战区飘起了大雪。
这是我和程峋待在这的第七年。
医院每年都会给战区两个回国名额。
我救治的病人，死亡率比其他医生低4.4%。
程峋主刀的病人，死亡率比其他医生低7.8%。
所以每一年，医院给的回国名额都会优先我两。
可每一年，程峋都会以各种理由，将名额让给别人。
来战区的第一年。
我做了87台手术。
其中，有32台是军区的重症军士，44台是刚从战场上重伤只剩一口气的军人。
只有11台，是我自己确诊的病人。
手术死亡率，37%。
我不是一个心理十分强大的医生。
我看着活生生的一个人，在我手里死去。
我的心像被刀割了似的难受。
于是我恳求程峋，等下一次回国指标出来，
我们就回国。
程峋是个标准的理工男，克己复礼，做事严肃认真。
我当年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对人对事认真又负责。
可有些时候，他又有些过于认真。
比如此刻，他皱着眉头，平静地批评了我：
“我们是来战区做贡献的，说好的好好干，怎么能只待一年就走？”
他明知道我怕，却还是执意留下。
我咽下了反驳的话，耐心等第二年指标下放。
第二年指标下来时，我又兴致勃勃地拿着通知单去找程峋。
“这次可以回去了吧？”
程峋却将通知单撕碎，不解地望着我：
“张珍，你有那么好的技术，能比一般医生多救活6个人，为什么非要走？你就不能多救几个人吗？”
我的嘴张开又闭上，哑口无言。
第三年，我怀孕了。
我想着，这次程峋终于能同意和我一起回国了吧。
他却低下头，抿了抿唇：
“可以是可以。”
我欢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又听见他说：
“但你回去会因为怀孕错过主任的晋升机会，我也抽不出时间照顾你，不如留在这生下来，你说呢？”
医院的职场环境，对女医生并不友好。
我和程峋又刚好卡在升职的这个关卡。
这个孩子如果回国生。
我升职的机会确实会泡汤。
我想着，程峋这次确实是为我考虑了的。
明年，他一定会同意和我回国。
于是，我又大着肚子等了一年。
孩子出生后，因为医疗技术有限的原因，
长了黄疸，要准时准点抱出去晒太阳才能好。
国内一个保温箱就能解决的事。
这里费时费力。
我也因为无人照顾，落下了月子病。
我又动了回国念头，
可这次，程峋强烈拒绝了我。
他说：“医院规定了，在战区做志愿满五年，就能直接升主任，我们就差一年了，为什么要回去？”
为了工作，为了前途，也为了不和程峋争吵。
我再次忍下了。
可五年期满，我向程峋提出回国打算。
他又说：“孩子才两岁，不好离开旧环境，等明年吧。”
一年一年又一年。
我等了整整七年。
今年，小宝三岁半，该上幼儿园。
不能再等了。
我和程峋开始了结婚以来最大的争吵。
我逼他回国，如果不回，我们就离婚。
他终于妥协，同意递交回国申请。
可我没想到，名单出来———
会没有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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