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生，今年二十四岁，在城里的汽修厂打工。凌晨三点十七分，手机在枕头底下震得发麻，我迷迷糊糊接起来，听筒里是堂叔陈老根沙哑的哭腔，混着山里呼啸的风声，像鬼叫一样扎进耳朵里。
“生娃，快回来，你奶奶……走了。”
我手里的手机差点砸在脸上，浑身的血瞬间凉了半截。
三年前，我跟奶奶大吵了一架，摔门离开了黄泥洼村，整整三年，我没回过一次家，没接过她一个电话。我总以为她身子骨硬朗得很，后山的两亩地她一个人侍弄得井井有条，爬树摘核桃比小伙子都利索，怎么会突然就走了？
堂叔在电话里反复念叨，说奶奶走的时候眼睛一直睁着，怎么都合不上，手里死死攥着我小时候的生辰八字，嘴里一直念着我的小名，非要等我回来见最后一面。
挂了电话，我连夜收拾东西往回赶。黄泥洼藏在太行山的山坳子里，四面都是山，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通进去，一下雨就满是烂泥，车根本开不进去。等我坐着大巴到镇上，再租了个三轮车往村里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瓢泼大雨砸下来，土路变成了烂泥塘，车轮子陷进去好几次，最后几百米，我只能淋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走。
雨幕里的黄泥洼村，静得吓人。
按说村里办白事，就算是半夜，也该有灯火，有唢呐声，有帮忙的村民来来往往。可我站在村口，只看见稀稀拉拉几盏昏黄的灯，像鬼火一样飘在雨里，整个村子连一声狗叫都没有，只有雨点砸在树叶上的哗哗声，还有风穿过村口老槐树的呜呜声，像有人在哭。
这棵老槐树有上百年的树龄了，树干粗得要两个成年人合抱，枝桠横斜，像无数只鬼手伸在半空。小时候奶奶就反复跟我说，天黑了不能往老槐树下凑，说这树吸阴气，不干净。
我正站在雨里发愣，一道手电筒的光晃了过来，堂叔陈老根披着件雨衣，从树后面走了出来。他脸色惨白，眼下挂着浓重的黑青，看见我，嘴唇抖了半天，才挤出一句：“生娃，你可算回来了。”
“叔，我奶奶……”我嗓子堵得慌，话都说不完整。
“在堂屋停着呢，就等你了。”堂叔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冰凉，像块铁，“走，先跟我进去磕个头，有话，咱们慢慢说。”
我跟着他往村里走，脚下的黄泥黏得人迈不开腿。路过村民家门口的时候，我看见好几户人家的门帘后面，有人影在偷偷往外看，可我一转头，那影子立刻就缩了回去，门“砰”地一声关上，连灯都灭了。
整个村子，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奶奶的老院子在村子最西头，土院墙，黑木门，门口挂着白幡，被风吹得哗哗响。进了院子，就看见堂屋的门敞着，一口黑木棺材停在正中间，棺材头点着一盏长明灯，豆大的火苗忽明忽暗，把整个屋子照得影影绰绰。
棺材前面摆着奶奶的遗像，是她七十岁那年拍的，穿着黑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看着前方，嘴角带着点笑。可我站在门口看过去，总觉得她的眼睛在动，一直盯着我，看得我后背一阵阵发毛。
“生娃，过来，给你奶奶磕个头。”堂叔站在我旁边，声音压得很低。
我走过去，扑通一声跪在蒲团上，额头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三年的赌气，三年的愧疚，全都翻了上来。我总以为还有时间，总以为等我在城里混出个人样再回来，可没想到，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磕完三个头，我刚要站起来，堂叔突然按住了我的肩膀，他的手劲大得吓人，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他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生娃，你奶奶走之前，留了三句话，你必须记死了，一句都不能忘。”
我抬头看他，他的脸在长明灯的光影里，一半亮一半暗，眼神里全是我看不懂的恐惧。
“第一，守灵这三天，不管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绝对不能开棺，连碰都不能碰一下。”
“第二，棺材头的长明灯，三天三夜不能灭，不管刮风下雨，你都得给它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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