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芳坐在监狱接待室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攥着一张发黄的探视单。
狱警站在窗口翻了翻电脑，抬头看她：“你说你找谁？”
“赵浩。服刑人员赵浩。”
狱警又敲了几下键盘，皱起眉头：“赵浩……这个人十年前就被家属接走了。”
“什么？”
“十年前办的减刑，出狱后有人来接的，登记的是直系亲属。”
张玉芳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赵浩被判了二十三年。现在才过了二十三年。十年前被接走，那是第十三年。
可她的继夫陈国华，是替赵浩顶的罪，用的赵浩的名字。
如果“赵浩”十年前就被接走了——
那这十年，监狱里关着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张玉芳的手开始抖，探视单从指缝里滑落，飘到地上。
她没去捡。
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国华，你还活着吗？
故事要从二十四年前说起。
那年张玉芳三十一岁，在镇上纺织厂当挡车工，一个月挣八百块钱，带着七岁的儿子赵浩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
赵浩的亲生父亲赵德龙，三年前跟厂里一个收废品的寡妇跑了，连离婚手续都是托人捎回来的一张纸条——“过不下去了，孩子归你。”
张玉芳没哭。她把那张纸条叠好夹在户口本里，该上班上班，该接孩子接孩子。
筒子楼的邻居们背后嚼舌根，说她命苦，说赵德龙不是东西，说一个女人拉扯个孩子迟早要改嫁。
张玉芳懒得搭理。她觉得自己一个人能撑下去。
直到赵浩在学校被人打了。
起因很简单，同桌骂他“没爹的野种”。赵浩跟人家扭打在一起，被对方几个孩子围着踢，回家的时候膝盖破了一大块，校服上全是土。
张玉芳蹲在门口给他上药，赵浩咬着嘴唇不吭声，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
“妈，别人都有爸爸。”
“你也有。”
“我爸不要我了。”
张玉芳的手顿了一下，药水洒在了自己手指上，蜇得慌。
她没回答。
第二天，纺织厂来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个叫陈国华的男人，三十五岁，从外地调过来的，之前在建筑工地干活，伤了腰，转到厂里当搬运工。
陈国华长得不起眼，中等个头，黑瘦，话少，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但干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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