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账

刘大岭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光绪三十三年那年没跟他三叔去济南。

三叔那年说要带他去济南开分号，他没去，守着县城里的永安堂做了掌柜。

永安堂是他爹留下的，三间门面，后头带个小院，伙计两个，徒弟一个，日子稳稳当当。

三叔后来在济南发了，他在县城里还是这点家业。倒也不是过得不好，民国十七年县城过兵，

别人家被抢了三户，永安堂没事——当兵的也认老字号。可他这辈子第二后悔的事，

比第一件还厉害。第一件是没去济南，第二件是民国二十一年春天那场瘟疫。

那年的瘟疫来得邪乎。先是北乡，有人发烧咳嗽，三两天就不行了。接着是东关，再是西街。

县衙派人把四门关了，城外的人进不来，城里的人出不去。棺材铺的木板卖断了货，

打棺材的木匠累得吐血。刘大岭活了四十七岁，没见过这阵仗。永安堂的药柜一天空一层，

那点存货不够三天用的。他是四月十五那天见到的县长。县长姓郭，山西人，

民国十九年来的。刘大岭跟他打过一回交道——县衙抓药，给的是白条，年底才结账。

那天郭县长亲自来，穿着灰布长衫，没带随从，站在柜台前头，摘下礼帽，说：“刘掌柜，

我来求您。”刘大岭吓了一跳。县长求他？他一个小小药店掌柜，受得起这个？郭县长说，

县库里没钱，药商那边不肯赊，城里的病人一天比一天多，再没药，要出大事。

他求刘大岭先把药拿出来，救人要紧，账由县里担着，等瘟疫过去，一分不欠。

刘大岭站在那里，外头街上没人，风吹着门口的招牌幌子吱呀吱呀响。

他想起他爹当年说的话：开药铺的，讲究的是个良心。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他说：“行。”那一赊，就是三个月。永安堂的药，一包一包往外拿。刘大岭让伙计记账，

伙计记了半个月，笔就停不下来——太多了。光板蓝根就出了八十多斤，连翘一百多斤，

甘草五十斤，还有那些贵细药材，什么羚羊角、牛黄，一用就是好几两。六月里瘟疫过去了。

四门打开，街上重新有人走动。刘大岭等着县里来结账。等了一个月，没人来。

他让伙计去问。伙计回来说，县衙的人说知道这事，让等着。又等一个月，还是没动静。

刘大岭自己去了。门房的老头认识他，说郭县长忙着呢，让他改日再来。他去三回，

见着一回。郭县长还是那件灰布长衫，坐在那张太师椅里，人瘦了一圈，

说话也没从前有底气。“刘掌柜，”郭县长说，“不是我不给，是县库里实在没钱。

今年遭了灾，赋税收不上来，省里还要摊派，我手里但凡有一个子儿，能不给您吗？

”刘大岭说：“县长，我那小店，撑不住啊。药材行那边催着我结账，我拿什么给人家？

那是我爹留下的家业，我不能看着它败在我手里。”郭县长摆手：“再宽限宽限，

秋天赋税收上来，头一笔就是您的。”刘大岭回来跟账房算，连本带利，

三千七百四十二块大洋。账房老周听了，半天没说话，末了叹口气：“掌柜的，咱这店，

三年白干。”刘大岭不是没想过认倒霉。可三千多块大洋，认不起。

那是他爹一辈子攒下的家底，是他自己二十多年一点一点攒起来的。药材行那边催着结账，

伙计们的工钱欠了三个月，再这么下去，永安堂真要关门。他去县里跑了几十趟，

从夏天跑到冬天，从民国二十一年跑到民国二十二年。郭县长倒是不躲他，每回都见，

每回都说没钱。后来刘大岭听人说，郭县长把家里的棺材本都拿出来垫了县里的亏空，

他女人在山西老家病着都没钱回去看。刘大岭心里不是滋味。可他不是开善堂的，

他是开药店的。这铺子是他的一切。民国二十二年开春，他去找了县商会会长。会长姓孙，

是他多年的老主顾。孙会长听完，沉吟半晌，说：“大岭，你这条路走不通。县里没钱，

你跑断腿也是没钱。你要真想把这笔钱要回来，得上告。”刘大岭不懂：“上哪儿告？

”“省里。”孙会长说，“告郭县长拖欠商款，让省里判他还钱。

”刘大岭吓了一跳：“告县长？我一个小小药店掌柜，告县长？”孙会长说：“民国了，

讲究法律。前几年报纸上登过，湖北有个法官贪赃，被人告到省里，最后枪毙了。你怕什么？

有理走遍天下。”刘大岭回去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收拾了几件衣裳，

揣着账本和郭县长亲笔写的那张赊药条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省城大。

刘大岭站在鼓楼底下，四周是人，是车，是高楼，是广告牌子。他不知道往哪走。

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高等法院。法院门口有传达室，一个穿制服的人问他什么事。

他把状子递上去，那人看了看，说：“你这不行。”刘大岭心一沉：“怎么不行？

”“你这是行政状纸，告的是行政官署的事，得用行政诉状。”那人说，“你去找个律师，

让他帮你写。”刘大岭不知道上哪找律师。那人给他指了个地方，说这条街往东，

有个律师公会，门口挂牌子的都是律师。他找了三天，找到一个姓何的律师。

何律师三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他把刘大岭带来的条子、账本、状子看了半天，说：“这案子能打。

”刘大岭不敢相信：“能打？”“能打。”何律师说，“民国十七年颁过《行政诉讼法》，

民告官是有法可依的。您这笔钱，是县长以县府名义借的，用的是公务用途，不是私人借贷。

只要法院认定县府应当履行契约，就能判他们还钱。”刘大岭问：“判了还钱，

他们要是不还呢？”何律师笑了笑：“那是另一回事了。咱们先把官司打赢再说。

”刘大岭咬咬牙，把身上带的钱都交了律师费。官司打了三个月。何律师往法院跑十几趟，

刘大岭也在省城待了三个月。他舍不得住店，在城南找了个便宜的大车店，一天两毛钱，

跟赶大车的一屋睡。吃的是烧饼就开水，偶尔下一回馆子，吃碗素面。民国二十二年七月，

判决下来了。高等法院判：被告高溪县县政府，于民国二十一年春因防疫所需，

向原告刘大岭开设之永安堂药铺赊购药材，共计银元三千七百四十二元整，

有该县县长郭某亲笔开具之欠条及账目为凭。现判决县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

如数偿还上述欠款。刘大岭拿着判决书，手都在抖。何律师说：“恭喜您，官司赢了。

”刘大岭问：“他们能还钱吗？”何律师顿了顿，说：“按法律，应该还。

不过县里财政的事，我也说不准。您先回去等着，要是到期不还，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刘大岭坐长途汽车回县城。一路上，他把那张判决书掏出来看了三遍。窗外是庄稼地，

是高粱，是玉米，是赶着牛车的老乡。他想，钱要回来了，先把药材行的账结了，

再把伙计们的工钱补上，剩下的，把店修一修，门面也该刷漆了。车窗外头，县城东门近了。

三十天过去，县里没还钱。刘大岭又去找何律师。何律师帮他写了强制执行申请。

又三个月过去，强制执行也没用。县里说没钱，法院也没办法。新来的县长姓马，东北人。

刘大岭去求见，门房说马县长忙，没空。他又去了几回，

有一回在院子里远远看见一个穿中山装的背影进了后堂，那就是马县长——他只看了一眼，

门就关上了。刘大岭站在县衙门口，风吹得他眼睛发酸。

他想起何律师说过的话——强制执行得靠县政府自己执行自己，他们能执行吗？

民国二十三年春天，刘大岭做了个决定。他要去南京。何律师听说他要走，愣了半晌，

说：“刘掌柜，您可想好了。这一去，路费盘缠不说，能不能成还两说着。

”刘大岭说：“我打了一辈子鹰，不能让鹰啄了眼。这钱要不回来，我死了都没脸见我爹。

”他把店里的事托付给老周，把最后一点积蓄揣上，买了张去南京的火车票。

南京比省城还大。刘大岭下了火车，站在下关火车站外头，四周是人，是车，是高楼，

是广告牌子，是他这辈子没见过的东西。马路中间有红绿灯，一会儿红一会儿绿，

他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过。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开过去，他躲得远远的。

穿旗袍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他不敢看。他攥着那个旧皮箱，站在人堆里，站了很久，

不知道往哪走。他找了三天，才找到行政院诉愿审议委员会。门口排着长队，都是来告状的。

有穿长衫的，有穿短打的，有背着铺盖卷的，有抱着孩子的。刘大岭排在队尾，

从早上排到下午，太阳晒得他头皮发烫，总算排到了窗口。他把状子递进去。

里头的人翻了翻，问：“你是高溪县的？那个案子我知道。省里判了，县里不执行，是吧？

”刘大岭点头：“是。”那人说：“状子留下，我们研究研究。你先回去等着，

有消息通知你。”刘大岭问：“要等多久？”那人说：“这个不好说。快的话一两个月，

慢的话半年一年。你先回去，别在这儿耗着，开销太大。”刘大岭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