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春分，日头把华北平原晒得冒了烟。
李老栓蹲在村西头的土崖上，烟袋锅子在石头上磕了三下，最后一撮烟丝还是舍不得抖掉。崖下的打谷场里，黑压压的人头像刚割倒的麦捆，密匝匝挤在那棵老槐树下。场边的石碾子上，摆着个掉了漆的铁皮喇叭，滋滋啦啦响着，把村支书王满仓的大嗓门撕成了碎片。
“……按人头，按劳力，肥瘦搭配，抓阄定桩！”
老槐树上挂着块红绸子，风一吹就耷拉下来，像条没力气的舌头。树干上钉着张牛皮纸，用墨笔写着全村的土地账，田垄的名字都带着土腥气——东洼子、西坡地、南河沿、北岗子，还有那片长着沙姜的碱地，谁都不愿意要。
李老栓的烟袋锅里，火星子明明灭灭。他摸了摸怀里揣着的硬纸板，是昨晚让二小子李建国用鞋盒拆的，剪成长条，在油灯下写了全家人的名字。大女儿招娣已经嫁了邻村，按规矩不算数；老伴儿王桂芝是妇道人家，不算劳力；建国刚过十八岁，算半个劳力；小女儿盼娣才十二，只能算半个人头。
“爹，该咱们组了。”建国从人堆里钻出来，额头上的汗珠子滚进眼里，他使劲眨巴着，手里攥着个揉皱的纸团。
老栓站起身，膝盖“咔吧”响了一声。他往下走时，裤脚扫过崖边的酸枣棵，勾住了个破洞，露出里面打了补丁的棉裤。场院里的土被踩成了粉，沾在每个人的鞋底子上，抬脚时能带起一小团烟。
王满仓站在个倒扣的箩筐上，手里举着个黑瓦罐。“第三组，李老栓家！”
老栓往前走了两步，脚底下像是踩着棉花。王桂芝在人群后面拽了拽他的衣角，嘴里嘟囔着“求神拜佛”之类的话。盼娣躲在娘身后，只露出双黑黢黢的眼睛，盯着瓦罐里那些卷起来的纸条。
“抓吧。”王满仓的声音沉了沉。他认识老栓快四十年了，知道这老汉手里有多少力气——土改那年分地主的地，老栓就是这样攥着拳头，指节都白了。
老栓把手伸进瓦罐，摸到那些粗糙的麻纸。有一张特别硌手，像是里面裹了什么硬东西。他指尖一勾，把那张纸捏了出来。
周围的人都屏住了气。李老栓展开纸条的手在抖，纸角被汗浸湿，洇开了墨迹。
“东洼子，二亩三分。”建国凑过来看，声音都变了调，“还有北岗子，一亩七分！”
东洼子是好地，黑土能攥出油，种麦子能比别处多打两成。北岗子虽然靠天吃饭，但总算不是碱地。王桂芝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嘴里念佛的声音大了起来。盼娣从娘身后跑出来，扯着老栓的衣角笑，露出两颗刚换的门牙。
老栓没笑。他盯着远处的田垄，那里有人已经开始插界桩了。是用红漆刷过的枣木桩，在日头底下红得刺眼。他忽然想起土改那年，也是这样的日头，他爹牵着牛，在刚分的地里走了三个来回，说“这下子，咱是地的主了”。
“爹，去量地不？”建国拽了拽他的胳膊，手里已经抄起了丈量用的绳尺。那绳尺是借来的，上面打了好几个结，每个结代表一尺。
老栓把烟袋锅子往腰里一别，忽然往场院外走。王桂芝在后面喊：“你去哪？”
“回家拿锨。”他头也不回，声音裹在风里，“插界桩。”
日头爬到头顶时，李老栓家的地界桩已经立好了。东洼子的那根扎在田埂上，红漆被晒得发黏；北岗子的那根旁边，他让建国挖了个小土坑，埋了块从自家院里搬来的青石——那是当年盖房时剩下的，上面还留着錾子的印儿。
往回走的路上，老栓看见有人在地里哭。是村东头的马老五，抓了那片碱地，蹲在土坷垃里，后背一抽一抽的。王满仓蹲在他旁边，烟袋锅里的烟灭了也没察觉。
老栓停下脚，从怀里摸出个纸包，是早上王桂芝塞给他的玉米饼子。他走过去，把饼子往马老五手里一塞。
“哭啥？”老栓的声音哑得像磨过，“地是死的，人是活的。碱地咋了？多上几车粪，明年照样长庄稼。”
马老五抬起头，满脸的泥和泪混在一起。远处的日头开始往西斜，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刚分下来的土地上，像三条扎进土里的根。
李老栓往家走时，裤兜里的烟袋锅子硌着腿。他摸出来，重新装上烟丝，用火柴点着。烟雾在风里飘了没多远，就被晒热的空气卷走了。
村口的老槐树下，王桂芝正踮着脚张望，盼娣趴在她背上，手里攥着根刚掐的狗尾巴草。看见老栓的影子，盼娣从娘背上滑下来，举着草跑过来。
“爹，娘说，今晚做白面疙瘩！”
老栓嗯了一声，把盼娣往肩上一扛。孩子的脚丫子踢着他的后颈窝，痒丝丝的。他抬头看了看天，日头正慢慢沉进远处的杨树林里，把云彩染成了烧红的铁。
这土地，终究是要交给他们的。老栓心里头，忽然踏实得像揣了块刚从地里刨出来的硬坷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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