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绸帐本

一新坟刚立，泥土还是湿润的。杨慧兰的四个子女站在坟前，没有人哭，

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疲惫。长女杨玉萍打开母亲留下的那个褪色红绸包裹时，手在微微发抖。

包裹里没有遗书，没有存款单，只有一本黑皮笔记本和几十个新旧不一的红包。“我就知道，

”老三杨建军低声说，“妈到最后还是这脾气。”红绸在早春的冷风里飘着，

像一道不肯愈合的伤口。杨玉萍翻开笔记本，娟秀的钢笔字密密麻麻，

记录着跨越四十年的账目：“1983年正月初二，建军结婚，收李秀英礼金50元，

记欠情一次。”“1992年八月十五，王春华孙女满月，送100元，李秀英欠情已还。

”“2008年腊月廿八，玉萍女儿考研上岸，收张玉凤红包2000元，欠情待还。

”最新的一条是三个月前：“2023年腊月十八，准备红包十二个，每个2000元，

老师辅导之情需还；建国家装修工人红包四个；小梅科室领导...”杨玉萍的手停在半空。

笔记本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条，是母亲的笔迹：“我走了，账本留给你们。该还的都还了，

剩下的你们自己看着办。杨慧兰绝笔。”“又是红包！”杨建军几乎要吼出来，

“妈这一辈子就困在这点人情债里，现在人都没了，还留这本账恶心我们！

”杨玉萍合上笔记本，看向墓碑上母亲严肃的黑白照片。照片是五年前拍的，

母亲穿着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暗红色棉袄，嘴角紧抿，眼神像在审视什么。她一生都在计算，

计算收入支出，计算人情往来，计算着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维持一个体面。“妈是累死的。

”最小的杨小梅突然说，声音很轻，“昨天王婶告诉我，妈为了凑齐这十二个红包，

把爸留下的那块表卖了。”风突然大起来，卷起坟前未烧尽的纸钱灰烬。

二时间倒回三个月前，腊月廿三，小年。杨家老宅的堂屋里弥漫着油烟和年味。

七十三岁的杨慧兰正对着桌上的红纸发呆。十二个红包，每个要装两千，就是两万四。

她存折上还有三万八千块，取了这笔，剩下的只够明年吃药。“妈，您别忙活了，

今年红包我来准备。”杨玉萍提着年货进门，看见母亲对着红纸发愁。“你的钱是你的。

”杨慧兰头也不抬，“人情是我的。”“什么您的人情我的，一家人分这么清干嘛？

”杨玉萍放下东西，拿起红纸看，“每个两千？妈，现在普通关系也就三五百，您这太厚了。

”杨慧兰抬起眼：“张会计帮你弟调动工作，跑前跑后三个月，五百拿得出手？

陈老师给你女儿补课一年，分文未收，五百拿得出手？”杨玉萍噎住了。母亲总是对的，

至少在人情世故上。“那也不用...”“我算过了，”杨慧兰打断她，“按现在的行情，

欠多少还多少，只多不少。咱们杨家不能让人说闲话。”这句话杨玉萍听了半辈子。

父亲去世早，母亲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靠的就是这种精确到分毫的“不能让人说闲话”。

邻里帮忙收一次庄稼，她要记在账上，等人家有事时加倍还礼；孩子上学借了邻居的自行车，

她要算好折旧费偷偷塞回去；就连过年给孩子压岁钱，她也要打听别人家给多少，

只能多不能少。“妈，您就是太要强。”杨玉萍叹气。“不要强，你们四个能上大学？

能进好单位？”杨慧兰的声音尖起来，“你爸走的时候，邻居都说咱家完了。

我偏要让他们看看！”她开始裁红纸。苍老的手有些抖，但折痕笔直方正，

每个红包都像用尺子量过。这是她坚持的习惯——自己裁纸，自己糊红包，绝不买现成的。

“买来的没诚意。”她说。杨玉萍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心里发酸。她知道劝不动，

转身进了厨房准备晚饭。锅里炖着红烧肉，香气飘出来，杨慧兰吸了吸鼻子。“少放点糖，

你爸以前不爱吃甜的。”“爸都走二十年了。”“走了也得按他的口味来。

”杨慧兰固执地说。窗外的鞭炮声零星响起，年的脚步近了。杨慧兰糊好最后一个红包，

仔细数了三遍，放进那个褪色的红绸包裹里。包裹已经用了三十年，边角磨出了白茬，

但她舍不得换。三账本是从1978年开始记的。那一年杨慧兰三十八岁，

丈夫杨国栋还在世。大女儿玉萍十二岁，最小的女儿小梅才五岁。正月里，国栋的弟弟结婚，

两口子为送多少礼金吵了一架。“送五块就够了，大家都这个数。”国栋说。“你弟结婚，

五块拿得出手？”杨慧兰不同意，“至少十块。”“咱家什么条件你不清楚？

四个孩子要吃饭，玉萍明年上初中...”“就是再穷也不能让人看轻了！

”杨慧兰从箱底翻出红纸，仔细包了十块钱，“人情是债，欠了要还，还就得还得漂亮。

”那天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杨慧兰找出女儿用剩的作业本，

在封皮上写下“人情往来账”五个字。第一笔就是：“1978年正月初六，国栋弟结婚，

送礼金10元。”国栋看了直摇头：“你记这干嘛？”“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杨慧兰说，

“谁家对咱好，谁家欠咱的，都得清清楚楚。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这话成了她一生的信条。八十年代初，国栋在矿上出了事，砸伤了腰，不能再干重活。

家里顶梁柱倒了，邻居们送鸡蛋的送鸡蛋，送粮食的送粮食。杨慧兰一一笑纳，

然后在账本上工工整整记下：“王春华，鸡蛋十个；李秀英，玉米面五斤；张玉凤，

旧衣服三件...”“你这是干什么？”躺在床上的国栋不解，“乡里乡亲的帮忙，

你还记账，让人知道了多寒心。”“记着才能还。”杨慧兰咬着嘴唇，“我现在还不起，

但总有一天要加倍还。”她开始拼命干活。白天在镇上的被服厂缝衣服，晚上接私活，

给邻居做鞋底、缝棉袄。一分一厘地攒，一分一厘地还。还鸡蛋时她要多还两个，

还玉米面要多还半斤。邻居推辞，她就说：“应该的，不能白拿。”时间长了，

镇上的人都说：“杨慧兰这人，硬气。”硬气的代价是她迅速老去。三十几岁的人，

看起来像五十岁。手指被针扎得满是针眼，眼睛熬出了毛病，但她从不停歇。

四个孩子都懂事，学习成绩一个比一个好，这是她唯一的安慰。1983年，

大女儿玉萍考上师范。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杨慧兰哭了一夜。第二天，她翻出账本，

把那些年欠下的“人情债”又算了一遍，然后包了十二个红包，挨家挨户送。“这是干啥？

”邻居们不收。“以前欠大家的，一点心意。”杨慧兰把红包硬塞过去，“玉萍考上师范了，

多亏大家照应。”红包里钱不多，但每一份都是她熬了无数个夜挣来的。那天晚上，

她在账本上划掉一个个名字，手抖得握不住笔。国栋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

叹了口气：“你这辈子，就为这点人情活了。”“不然呢？”杨慧兰反问，

“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国栋没再说话。两年后，他因旧伤复发去世。葬礼上，

杨慧兰没掉一滴眼泪，只是把收到的白包一一记下，然后对四个孩子说：“这些，

以后都要还。”那年她四十五岁，鬓角全白了。四腊月廿八，杨慧兰要去银行取钱。

镇上唯一的银行里排着长队，大多是取钱过年的老人。杨慧兰捏着存折，

心里盘算着：取两万四，还剩一万四，开春要买药，小梅说下个月带她去省城复查，

路费住宿又是一笔...“杨婶，取钱啊？”排在前面的李秀英转过头，

她是镇上小学的退休老师，比杨慧兰小几岁。“嗯，取点过年用。

”“听说你准备了十二个大红包？”李秀英压低声音，“不是我说你，杨婶，

现在年轻人都烦这些，你给那么多，人家压力大。”杨慧兰脸一沉：“我给是我的事，

他们压力是他们的事。”李秀英讪讪地转回头。

杨慧兰知道镇上的人在背后怎么说她——固执、死板、活在过去。但她不在乎。

人情就像织布，一针一线都不能乱，乱了整匹布就完了。轮到她了。

柜台里的年轻姑娘看了一眼存折：“取多少？”“两万四。”“都取吗？要不要留点？

”“我说取两万四就取两万四。”杨慧兰语气生硬。钱取出来了，厚厚两沓。

她仔细数了三遍，确认没错，才小心地装进布袋里。走出银行时，她感觉胸口有点闷，

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杨婶，没事吧？”保安过来问。“没事，老毛病。”她摆摆手，

慢慢往家走。路过镇上的金店时，她停下了脚步。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金饰，

其中一块男士金表让她看了很久。那是国栋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买的那种。三十年前，

国栋说过等孩子们都成家了，就买一块戴戴。可他没等到。杨慧兰摸了摸布袋里的钱，

推门进了金店。“这表多少钱？”“阿姨，这是老款了，打折后八千八。”杨慧兰犹豫了。

八千八，是她四个月的退休金。但想到国栋，

想到那块他念叨了一辈子的表...“能便宜点吗？”“最低八千五。”她站在柜台前，

手在布袋上摩挲。最后，她掏出了那块戴了四十年的上海表——国栋留下的唯一遗物。

“这个能抵多少？”店员接过表看了看：“阿姨，这表现在不值钱了，最多抵五百。

”“那就抵五百。”杨慧兰的声音很平静，“表我要了。”走出金店时，她手腕上是空的，

布袋里少了一沓钱，多了个丝绒盒子。回到家，她打开盒子，把金表拿出来看了很久，

然后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和国栋的照片放在一起。“等清明去看你的时候戴上。

”她对着照片说。五除夕夜，四个孩子都回来了。杨家老宅难得热闹。堂屋里摆了两桌，

大人一桌，小孩一桌。杨慧兰坐在主位，面前放着那个红绸包裹。“妈，今年又准备红包了？

”老三杨建军半开玩笑地说，“我都四十多了，不用了吧。”“给你就拿着。

”杨慧兰打开包裹，开始分红包。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厚，上面用毛笔写着名字。

给玉萍的最厚：“陈老师那事，欠了一年了，该还了。”给建军的次之：“张会计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