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画舫里的白兰花

1 桃红衫与白兰花序章：桃红衫与白兰花民国十年1921的苏州，

阊门外的富商宅邸总比别家多几分浮华。我生在苏家后院的海棠树下，

母亲说那日风里飘着白兰香，故给我取名“清”，取“清水出芙蓉”之意，

偏生我打小就爱穿桃红色短袄，鬓边总别朵白兰花——像极了画舫里唱《牡丹亭》的角儿，

热闹得与这深宅大院格格不入。父亲苏鸿远是做丝绸生意的，钱庄票号遍布江南，

可他的心思从不在家里。我七岁那年，跟着丫鬟翠喜去玄妙观烧香，

撞见他搂着个穿月白旗袍的女人进了“倚红楼”。那女人鬓边也插着白兰花，

眼尾上挑的弧度比我娘还媚。我躲在廊柱后，看父亲往她手里塞一沓银票，

那声音脆得像撕绸缎。“清儿，看什么呢？”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惯有的冷。

她穿着靛蓝缎子旗袍，发髻梳得一丝不苟，金镶玉的簪子斜插在髻边，

是父亲去年送的生辰礼，可她从不戴给外人看。我指着那对男女，

脆生生道：“爹爹在欺负那个阿姨。”母亲的手猛地攥住我胳膊，指甲掐进肉里：“胡说！

那是你柳姨，爹爹的朋友。”她拽着我转身就走，绣花鞋踩在青石板上，

发出急促的“哒哒”声，像她压抑的喘息。那夜，我听见正房传来瓷器碎裂声。

母亲的声音像淬了冰：“苏鸿远，你若再踏进那女人的门，这苏家的门，你就别想再进！

”父亲大概喝了酒，嗓门比她大：“你以为我稀罕这破宅子？要不是看在清儿面上，

我早休了你这河东狮！”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苏州城里第一个进新式学堂的女子，

读过《女诫》也读过《新青年》，偏生嫁了父亲后，活成了深宅里的囚鸟。她不许我学女红，

却偷偷给我买《牡丹亭》的戏本；不许我缠足，

说“大脚才能走得远”；甚至在我十二岁那年，

把我送去秦淮河边的“清韵社”学评弹——她说：“清儿，这世上男人靠不住，

你得有自己的本事，唱曲儿能养活自己，比什么都强。”清韵社的师傅姓吴，

是个瞎眼的老人，弹得一手好三弦。他说我嗓子亮，眼尾上挑的模样天生是吃这碗饭的。

我每日天不亮就去练嗓，在画舫边唱《莺莺操琴》，看船娘摇橹，看文人墨客题诗，

看富家小姐抛洒花瓣。秦淮河的水是浑浊的，可画舫的灯笼映在水面，红的、黄的、绿的，

像打翻的胭脂盒，倒比家里的雕梁画栋鲜活多了。十六岁那年，我在“得月楼”唱堂会，

台下坐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是父亲商行的账房先生。他叫陈默，戴副圆框眼镜，

斯斯文文的，散场后拦住我：“苏姑娘，你的《黛玉葬花》唱得真好，泪珠子砸在弦上，

像碎了的玉。”我正低头整理水袖，闻言抬头笑：“先生谬赞，不过是拿手的段子罢了。

”他递来一方绣着兰草的手帕：“我叫陈默，在苏家商行管账，往后……能请你唱曲儿吗？

”那时的我，以为这世上所有的相遇都该像评弹里的故事——才子佳人，琴瑟和鸣。

却不知父亲的情妇柳姨早已盯上我，她托人传话：“苏清这丫头，眼高于顶，

得找个懂规矩的管管。”陈默的出现，恰如她眼中“懂规矩”的棋子。母亲得知后，

把我锁在房里三日，只许喝白粥：“清儿，那陈默是柳姨的人，她想把你嫁过去，

拴在身边当眼线！”我砸了窗边的青瓷花瓶，碎片溅了一地：“我偏不嫁！我要唱我的曲儿，

走我的路！”母亲看着我，突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藏着泪：“你跟你爹一个脾气，

都是属火的，烧起来就收不住。”她从箱底翻出个红布包，

里面是她当年的嫁妆——一对翡翠镯子，“戴上它，记住你姓苏，不是谁的附属品。

”那对镯子绿得像蛇的眼睛，我戴了三年，直到遇见陈明远。

2 初恋：没经验的刺民国十八年1929的春天，我在秦淮河的画舫上唱《玉堂春》。

台下坐着个体制内的年轻人，穿藏青中山装，胸前别着“教育局”的徽章。他叫李志远，

是南京来的督学，听我唱到“苏三离了洪洞县”时，竟红了眼眶。散场后，他等在画舫边，

手里捧着束白兰花：“苏姑娘，我叫李志远，在南京教书。你的戏，

让我想起我娘——她生前最爱听《玉堂春》。”他的声音温和，像春日里的柳絮，

轻轻拂过人心。我那时刚满十八，对男人的殷勤毫无抵抗力，何况他不像陈默那样带着算计，

也不像父亲的商行伙计那样粗鄙。我们开始交往。他带我去夫子庙吃鸭血粉丝汤，

去玄武湖划船，去鸡鸣寺看樱花。他说：“清儿，等我攒够了钱，就在南京买个小院，

你不用再唱曲儿，我养你。”我信了。我以为这就是评弹里的“愿作鸳鸯不羡仙”，

以为他会像戏文里的书生一样，为我描眉簪花，陪我白头到老。可我忘了，

我是个唱评弹的姑娘，而他是个体制内的读书人。第一次跟他回家见父母，

他母亲坐在太师椅上，眼皮都不抬：“唱曲儿的？我们李家门楣高，可容不下戏子。

”他父亲把茶杯往桌上一墩：“志远，你要是敢娶她，就别认我这个爹！”那天晚上，

我们在秦淮河边吵架。他抓着我的手，声音发抖：“清儿，再等等，我会说服他们的！

”我甩开他：“等？等到你父母点头，还是等到我唱不动曲儿？”他愣住了，

眼镜片上蒙了层雾气：“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什么样？”我笑出了眼泪，

“是你以为我只会唱曲儿、逆来顺受吗？”我摘下鬓边的白兰花，扔进河里，“李志远，

我们分手吧。你给不了我想要的家，我也受不了你父母的白眼。”他追着那朵花跑了几步，

踩进浅水里，裤脚湿了一大片：“清儿，我错了，我带你走，我们去上海，去北平，

哪里都好！”我站在岸边，看他狼狈的样子，突然觉得可笑。他爱的不是我，

是他想象中那个温顺解语、任他予取予求的“苏清”。而我，不想再做谁的附属品。分手后，

我大病一场。母亲守在我床边，熬百合粥给我喝：“清儿，你做得对。男人就像风筝，

线攥在别人手里，飞不高也飞不远。”她把那对翡翠镯子重新戴回我手上：“记住，

这世上只有自己靠得住。”这场初恋像根没经验的刺，扎进我心里，疼过之后，

倒让我更清醒了——我要的自由，不是依附谁，而是能自己掌控的人生。

3 金丝笼与断翅鸟民国二十年1931的秋天，我在上海“大世界”戏院唱堂会。

台下有个体格魁梧的男人，穿黑色西装，脖子上挂着条金链子，是老家盐城的富商王老板。

他叫王富贵，名字俗气，出手却大方，散场后直接包下我一个月的场子，说：“苏姑娘，

跟我回盐城吧，我给你买最大的宅子，雇十个丫鬟伺候你。”我本想拒绝。可母亲那时病了，

咳得厉害，需要钱抓药。王富贵的条件很诱人：“除了唱曲儿，什么都不用你干。

你想什么时候唱就什么时候唱，不想唱就逛街打牌，跟我在盐城的宅子里享清福。

”我想着母亲的药钱，想着能让她过几天安生日子，便答应了。盐城的宅子果然气派，

雕梁画栋，花园里种满了海棠花。王富贵对我确实好，每日派人送来燕窝、人参，

出门必带着我，逢人就说“这是我夫人”。可他越对我好，我越觉得窒息。

他不准我单独出门，说“外面乱，不安全”；不准我跟其他男人说话，

连戏班的师傅来教新曲儿，他都要在旁边盯着；甚至我唱曲儿时，他都要坐在第一排，

眼神像鹰一样盯着我，生怕我跑了。“清儿，你今天唱《茉莉花》了吗？”他坐在榻上，

剔着牙问我。“唱了，在午后。”我低头绣帕子，不敢看他。“唱得不错，

就是眼尾上挑的幅度太大，像勾人。”他用手指戳我眼角，“以后唱的时候，把眼睛垂着点，

别那么招摇。”我手里的针猛地扎进指腹，血珠冒了出来。他凑过来，

用嘴吮掉血珠：“疼吗？下次小心点。”那动作亲昵得像情人，可我只觉得恶心。

他不是在关心我，是在驯化一只鸟——把我关在金丝笼里，剪去翅膀，磨平棱角，

让我变成他喜欢的样子。三个月后，我借口回苏州看母亲，偷偷买了去南京的船票。

王富贵追到码头，抓住我的手腕：“清儿，你敢走？信不信我把你绑回去！

”我看着他涨红的脸，突然笑了：“王老板，你绑得住我的人，绑不住我的心。

我唱曲儿是为了活着，不是为了当你的玩物。”我甩开他的手，跳上船。船开动时，

我看见他站在码头上，像只泄了气的皮球。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自由，

不是锦衣玉食，而是能按自己的想法活着，哪怕粗茶淡饭，哪怕颠沛流离。

4 相似的牢笼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冬天，我在南京夫子庙唱曲儿。

台下有个体格瘦高的男人，穿灰色长衫，戴副圆框眼镜，是我在苏州老家认识的画家张逸飞。

他说：“清儿，你的《莺莺操琴》唱得比以前更好了，眼尾的痣像滴墨，落在弦上都能成画。

”张逸飞是个怪人，不爱说话，整天背着画板到处写生。他说他喜欢我的性格，像团火，

烧得旺，灭得也快。我们交往了半年，他从不干涉我唱曲儿，甚至帮我写新词，

说“清儿的声音，该配最烈的曲儿”。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懂我的人。可好景不长。

他爱我爱得太满，满到让我喘不过气。他每天给我写三封信，

说“想你想到笔都拿不稳”；我唱曲儿时，他要在台下画我，画完还要题诗“眼尾含春，

声如裂帛”；甚至我出门买胭脂，他都要跟着，说“怕你被坏人骗”。“逸飞，

你能不能给我点空间？”一天晚上，我看着他堆在我梳妆台上的画，终于忍不住了。

他愣住了，眼镜片上蒙了层雾气：“清儿，我是怕失去你。你唱曲儿时那么耀眼，

我怕别人把你抢走。”“可你这样，我更像被关在笼子里。”我指着那些画，“你看，

你把我画成了你的私有物，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沉默了很久，突然抓起那些画，

撕得粉碎：“清儿，我改，我以后不跟着你了，不写信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我知道，他改不了。他的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看似温柔，实则让人窒息。两个月后，

我留下一封信，去了秦淮河边的阁楼。信里写着：“逸飞，你是个好人，但我们都需要自由。

就像风筝，线攥得太紧，反而会断。”这三段感情像三面镜子，照出我对自由的渴望，

也照出男人对“控制”的病态执念。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相信爱情了，直到遇见陈明远。

5 画舫灯笼下的相遇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冬夜，秦淮河的雾特别浓。

我坐在“清韵社”的阁楼里，拨弄着三弦，唱《思凡》。楼下传来老周的声音：“苏姑娘，

有人找你。”老周是酒馆的老板，常来听我唱曲儿，人很热心。我放下三弦，

看见他身后站着个穿藏青长衫的男人，身形清瘦，眉眼间带着股挥之不去的阴郁。

他手里攥着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穿桃红短袄，鬓边插白兰花——像极了我。“苏姑娘，

这位是陈明远陈主任，训导主任，想请你唱曲儿。”老周介绍道。陈明远走过来，

把照片递给我：“苏姑娘，你……认识她吗？”我看着照片，又看看他，

突然笑了：“陈主任，你找错人了。这照片上的人，不就是我吗？”他愣住了，

手微微发抖：“你……你就是苏清？”“如假包换。”我给他倒了杯黄酒，“陈主任找我，

是想听曲儿，还是想问照片的事？”他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我……我朋友说，

你唱评弹很好，想请你去阁楼唱一夜。”我看着他眼中的疲惫，

突然想起自己刚到南京时的样子——无依无靠，只能靠唱曲儿谋生。我点了点头：“好，

明晚戌时，青溪阁楼见。”那夜，我推开窗，看见画舫的灯笼在雾里晕开，

红的、黄的、绿的，像打翻的胭脂盒。陈明远坐在桌前，面前摆着本《玉梨魂》，

扉页上写着“赠吾妻林晚”。他给我倒了杯酒，说：“苏姑娘，我妻子……她不会笑。

”我端起酒杯，酒液辣得喉咙发紧：“陈主任，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

”“我们不是吵架。”他苦笑，“是她……她嫌我碰她。”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他来找我，

不是想听曲儿，是想找个能让他“忘了姓什么”的人。就像老周说的：“女人嘛，图个啥？

不就是那点事？”可我不想做他的“药”。我想告诉他，真正的慰藉不是肉体的欢愉，

是两个人能坦诚相对，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但我看着他眼中的绝望，终究没说出口。

那一夜，我唱了《莺莺操琴》，唱到“思往事，暗伤怀”时，眼泪掉在琵琶弦上。

陈明远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凉，像块冰：“苏姑娘，谢谢你。”我抽回手，

笑了笑：“陈主任，明天还来听曲儿吗？”他点头：“来。”那夜之后，他常来阁楼找我。

有时听我唱曲儿，有时跟我聊天。他说他妻子林晚是个好人，温柔体贴，

可他们的婚姻像堵墙，隔开了彼此；说他升了训导主任后，更忙了，

忙到忘了自己是谁；说他其实不喜欢喝酒，只是借酒消愁。我听着他的故事，忽然觉得心疼。

他就像只受伤的狼，明明想靠近温暖，却又怕再次被伤害。我给他熬百合粥，放两颗蜜枣，

说“甜的能压压酒气”；在他写训话稿烦躁时，哼《黛玉葬花》逗他笑；在他宿醉醒来时，

端来醒酒汤，骂他“没出息”，手却暖得像团火。我以为我能治愈他的伤，

就像他治愈了我的孤独。却不知，我早已陷入他织的网里。

6 画舫灯影里的裂痕上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春来得迟。秦淮河的冰刚化，

水面浮着碎冰碴，像谁打碎的玉镯。我坐在“清韵社”阁楼的三弦前，

拨弦时总走神——陈明远已有七日没来了。他最后一次来是上月初八，带着一身酒气。

我给他熬了百合醒酒汤，他喝了两口就搁下，眼神飘向窗外画舫的灯笼：“清儿，

你说这河上的灯，为啥总亮着？”我顺着他的目光看，红灯笼在雾里晕开，

像团化不开的血：“怕夜里行船的迷路呗。”他忽然笑了，

眼角的细纹里藏着泪：“我以前也以为，只要亮着灯，就能找到回家的路。”那夜他没走，

蜷在阁楼的藤椅上睡着了。我替他盖毯子时，看见他枕下露出半张照片——是林晚，

穿月白旗袍，站在四合院的海棠树下，嘴角抿得像把刀。

我忽然想起母亲的话：“男人心里若装着另一个人，你便是把心掏给他，

他也只当是喂狗的骨头。”可那时我偏不信，总觉得能用评弹的弦音、熬粥的甜香，

把他从那堵“无性之墙”里拽出来。我们的相识始于“药”。

他来找我时说“想听曲儿解闷”，实则是借我的热闹填补林晚给不了的温存。

我唱《莺莺操琴》时，他总攥着我的手，指尖凉得像块冰：“清儿，你唱‘思往事，

暗伤怀’时，眼尾的痣会动，像在说故事。”我笑他痴：“戏文里的痣哪会动？

是你心里有故事罢了。”他沉默着，从怀里摸出本《玉梨魂》递给我：“这是我写给她的诗，

她嫌太酸，不肯看。”我翻开书，扉页写着“赠吾妻林晚”，字迹清瘦如竹，

却在“妻”字上洇了团墨渍，像滴没擦净的泪。那时我便懂了，他对林晚不是不爱，

是爱而不得——像我唱《玉堂春》时，总在“苏三离了洪洞县”那句哽咽，明知戏是假的，

偏要唱出真痛。我开始替他写新词。把林晚的“冷”写成“玉簪凝霜”，

把他的“痛”写成“弦断无人听”，唱给他听时，他总闭着眼点头：“清儿，你懂我。

”可我懂的，不过是他想让我懂的部分。他从不说林晚如何拒绝他，只说“她身子弱，

经不起折腾”；从不说他们为何分房睡，只说“我怕她更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