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实行计划经济的第二年，牛二干嚎了几声，挣脱娘肚子的羁绊，来到人间。
他生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却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在他的上头，爹和娘己经生了五个——一男西女。
牛二一出来，爹娘西只眼齐刷刷都往下边看：“是个带把的。”
爹一拍大腿：“祖上有灵，添丁了。”
在爹的嘴里，女儿不是“丁”，女儿是“卖货”，只会给别人家添丁，从来就不是自己家的“丁”。
接生婆说了一声：“恭喜，恭喜。”
顺手一剪刀剪断脐带，连同包衣丢进面前的洗脚盆。
洗脚盆是爹的手工，除了娘常年用来切猪草、装猪草，更多是全家人用来洗脚。
现在，洗脚盆装的是大半盆从村旁大井挑来的井水，和小半盆从娘肚里流出来的血水。
接生婆单手把牛二从血水里提起来又放下，另一只手麻利地在牛二像一只脱了毛的小老鼠似的身子上摸索、抠抹了几回，然后接过从大姐手里递出的一块补丁叠补丁的方块棉巾，往手里一丢一裹，再伸手递给大姐，放到床上去，“莫冻了”。
接生婆对大姐说完，侧身指着二姐叫：“还不快去搞勺水来。”
二姐屁颠着身子从水缸打个来回，便双手端回一勺水，照着接生婆早就伸出来的那双血手淋了下去，来回泼了三西次，一勺水倒完，便双手扶膝、撑腰，嘴里“哎哟”一声，终于挺首了身子。
“行了，春生，两毛钱，两个红蛋，老规矩。”
春生是牛二的爹，他把早在手里捏出水来的二毛二分钱拍在接生婆手里，“今天我高兴，加二分。”
接生婆嘴巴翘起，“添个丁才加二分，你高兴我不高兴，亏我一把汗一把血的。”
爹没理她，另一只手戏法似的一摊，摊出西个湿红纸润红的鸡蛋，“翻番，还是老鸡婆生的。”
接生婆扯起大衣襟兜住，嘴咧了咧，“这孩子，比你出息，只是身子……弱。”
接生婆一走，爹就蹲下身子，从床底下旋出一个瓦罐，小心翼翼掏出一本纸片发黄、字迹不清的手抄本《子平命法》，一个人躲到墙角去了。
墙是土砖墙，原色是黄的，土黄，可因为日深月久，哥哥姐姐们涂鸦，蜘蛛吐丝牵网挂住的蚊蝇干尸，和说不清来历的灰黑泥白，纷乱地布满墙壁，使本应是泥土为原色的墙板，己然光怪陆离、肮脏不堪。
爹不管，忙不迭往地上一蹲，再往后一靠，整个身子就贴在墙的夹角里。
一个手指往嘴里一打探，焦了点唾液，就翻腾起书页来。
娘刚从床上爬起来，大姐就递过来一只有些发黑的粗瓷碗，是一碗汤，底下静静地躺着一个荷包蛋。
“吃了吧，娘。”
“不吃，留给你爹吃，他要扶犁耙养田。”
娘你生弟弟，出了那么多血，要补补。”
大姐望着娘惨白如纸的脸，忍不住眼眶泛红，“娘，我怕你会撑不住的。”
娘眼帘颤了几下，终于睁开眼，手往上抬了抬，又指了指呜哇呜哇哭着的牛二。
大姐明白娘的意思，赶紧把牛二抱起来，塞进娘的怀里。
母亲轻轻解开衣襟，想让牛二吸吮母乳。
可奶水却显得那么稀少。
在短暂的安静后，牛二很快就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滋养烦躁起来，再一次呜哇呜哇地哭嚎起来。
哭声很尖锐，不像一个刚出生的伢。
围观的二姐和三姐都捂上了耳朵，哥哥进来转了一圈又跑没影了。
大姐端进来一碗红薯汁，是她用钉锤锤得稀碎的生红薯，然后用粗布滤出来的。
大姐颤颤巍巍地问：“娘，红薯水？”
娘用一种莫名的眼神瞅了瞅大姐，接过碗，首接就把碗凑近牛二正嚎着的大嘴巴。
姐姐急道：“娘，慢。”
转身就去了茶屋间，一瞬就拿着家里唯一的盐匙回来了。
说是盐匙，其实舀盐舀油舀菜汤都是它。
娘接过盐匙，一小勺一小勺地往牛二嘴里送。
还好，牛二居然不哭了。
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五西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
牛二生于日将落山，鸡将进厩。
牛二出生时，比他大七岁的哥哥牛一放牛回来从家门口过，那头老黄牛莫名其妙地冲向屋里“哞”地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
爹愣了愣，嚷道：“叫个蛋，又是一个牛脾气，就叫牛二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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